首页 -> 1997年第5期
冒险上书
作者：刘 冰
们分析，纪登奎的这些话，起码说明他对迟群、谢静宜也是有看法的，有极大可能他已知道了我们写给主席的信，这也从侧面说明，主席是会支持我们的。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同迟群、谢静宜斗争的信心。
打一打迟群的威风
几个月来，从外校不断传来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干部会、教师会、汇报会、座谈会等各种场合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其中许多观点都是与迟群、谢静宜尖锐对立的，因而受到迟、谢的严密封锁，在清华公开场合看不到也听不到教育部长的这些重要言论。
9月下旬，柳一安得到一份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传抄稿。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我们认为这是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发出了整顿的号令，教育战线有希望了，清华有希望了。要整顿，在清华首先就要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我们读到这篇讲话真是高兴极了。可惜是传抄稿，不能向下传达，但我们估计正式文件会很快下来。为了防止迟群的亲信扣压文件，我每天都到机要室去询问中央和市委来文的情况。
9月27日下午，市委科教组电话通知：30日晚周总理举行国庆招待会，清华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研究确定，将名单报科教组。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科教组汇报过迟群的问题，科教组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再次上书
过了国庆节，小平同志在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文件仍未发下来，我们告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
10月5日上午，迟群突然通知开书记会。奇怪的是，不是书记会议成员的几个迟群的亲信也来参加了。来者不善，但他们要干什么，不得而知。迟群宣布开会后，他的一个亲信首先说：“应该研究一下形势，根据形势研究工作。”我问：“研究什么形势?”迟群说：“校内外形势都可以研究。”那位亲信接着用挑衅的口气说：“我看先从学校说起。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党委的领导班子就有问题，有走资派。这种人表面上装着革命，背后在搞鬼，并且越来越不像话，大家要提高警惕。”这些话显然是对着我和惠宪钧、柳一安来的。我想既然你们“开了第一枪”，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说：“刚才有人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我们领导班子里有走资派，确实如此，这是客观存在。因此，我提醒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新的情况。现在我们班子里的走资派有新的特点：第一，这种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爬上来的；第二，这种走资派用革命的辞藻唱高调，讲大话，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把自己伪装起来；第三，这种走资派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笼络人心；第四，这种走资派政治上野心勃勃，想掌握大权；第五，这种走资派一直在搞欺骗党的活动。这表明在新的情况下，产生了具有新特点的走资派。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识破他们，揭露他们!”我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对那位亲信的回敬，也是对迟群的鞭挞。我已下定决心，准备与迟群恶战一场。迟群坐不住了，面红耳赤，用苦笑来强装镇静。可以看出，他没有料到我敢这样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也许是毫无准备的缘故，他忽然转题了。
我们送上去的信仍然没有回音，而迟群已公开叫阵了，该怎么办?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上封信遗漏的，要详细补上；要比上一封写得更具体，要把迟群这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一桩桩都写上；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只是仍然不要把她与迟群等同，要有区别。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头一封信出了问题。
李琦援手，乔木送信
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他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他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并且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风雨岁月》一书，本刊作了部分删节，并拟了大小标题。作者声明：本文只在《百年潮》发表，其他报刊不得转载。全书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