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斯大林“不许革命”！？
作者：青 石
《新青年》杂志之类，手头也并不宽裕。多数年轻人，或无固定收入，或靠稿费吃饭，或者还是依附于家庭的学生。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快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党组织开会、办杂志、出宣传品、搞工运、办外国语学校或工人补习学校等，没有哪一样不要钱。从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这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之后，有账可查的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钱，平均每月大约就有1850元，自己筹来的钱每月还不足100元。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大部分职业化，连这100元也筹不到了。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平均每月约1875元。而这个时候，工人运动等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1500元左右。此外还有些临时款项，如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1923年5月的笔记里就记着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2000．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额外给1000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量大致上也有账可查。1924年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每月约3000元。1925年预算每月领经常费2250元，从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约3300元。1926年以后，不仅工运费，而且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因而得款数量大增，每月当不少于万元，比预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经常费原定每月1．5万元，实际上平均每月收到3万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左右。还需要强调的是，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一项，中共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每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湖南农运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1928年的数字目前公开得还不很具体，但看起来不会少于1927年，因为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即达100万元(不过莫斯科批准的数字尚未见到，可能不会这么多)。
近年俄国出版并已陆续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层决策的一些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态度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于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数援助无疑也是斯大林所赞同的。足以证明斯大林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联共(布)中央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牢牢掌握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权以后，莫斯科丝毫没有减少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援助。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经赞助共产国际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冒着很大风险，把中共几乎所有重要干部统统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开代表大会，拟定各种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为止，仅党的经常费用，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约6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济难费11．4万元，团费约7万元，等等。可见，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的援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
当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的时期，是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力量的时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问题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斯大林曾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援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中，我们还看不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以后，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段时间，莫斯科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帮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间，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是积极准备并且是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帮助的。
讲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鉴于中国红军遭受重创，退人西北，共产国际曾经有过一个大举援助中国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斯大林批准的。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得知中共代表团要派林育英回国联络红军，传达贯彻七大精神，斯大林就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中共中央知道：“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鉴于当年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创建军队，大举北伐，一举夺得中央政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国民党大军层层包围的南方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虑到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赞成中国红军与苏联接通。最早如1927年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向中国西北发展的所谓“西北路线”，就曾被指责为“逃跑路线”。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秘密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这后一回，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这一态度的影响，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很长时间不能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围绕着南下北上问题发生的争论乃至分裂，也与此不无关连。当时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感觉不到向苏联求援的迫切性，因而不同意北上，强调“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应把取得苏联援助当成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受苏联态度影响很深。四方面军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来之所以一度跟张国焘走，而没有跟中央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然，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上述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的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认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而且显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意通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直接的帮助。
关于莫斯科的援助计划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艰辛尝试，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详细交待清楚。但在这里简单地举出几件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使读者有一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