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斯大林“不许革命”!?

作者:青 石

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这也许不假。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
  “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而大发雷霆后,慨叹“无可奈何”
  
  1945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为什么突然逆转,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仔细研究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特别是从年初到年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前期,他谈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要准备胜利较多;后期,他谈论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和“准备内战”较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事件,一个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缴械;一个就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完全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仅仅因为英国的干涉,就迅速归于瓦解,这不能不让中共领导人立即联想到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这个时候,恰恰也是美军在延安的人员一再表示他们要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候。显然,一旦美军登陆,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共产党人,那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将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失败的问题了。
  为此,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几次会议上讲:同希腊共产党一样,我本钱不大,不能阻止美国登陆。但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它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让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变中国为希腊。对付的办法,第一,“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我们不仅不能交枪,而且还要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进行封锁,遮断苏联,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毛泽东甚至明确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中共中央对于战后形势的估计多半是严峻的,那就是:“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要胜过蒋介石,必须设法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因为蒋的背后是美国。可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国硬要在中国充当斯科比,苏联会不会也像对希腊那样,袖手旁观呢?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已经得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这无疑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苏联与美国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国前与中央政府签约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唯一希望的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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