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斯大林“不许革命”！？
作者：青 石
不要采取直接援助，即“输出革命”的办法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更亲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过其他方法给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当年斯大林所面对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换句话说，苏联当年的“主要援助”没有给中共，不等于“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么简单。斯大林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国共产党；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在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关抗战期间莫斯科在物质上援助中共的详细资料目前公布得还不多，但从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资料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个时候对中共的态度，并不像一些党史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吝啬。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中国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也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王明、周恩来等这时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弹药。季米特洛夫对此十分重视，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即向延安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共要求的援款(因为没有发现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同样要求)。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援助请求，已经是为了另外的情况。1938年4月，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就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和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中工作的6000人的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
新近公开的这封任弼时的求援信没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细节，只说明“随后我们会向您提供具体的数字和资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数字也不得而知。但我们从7月份回国的中共代表王稼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曾带回一笔数目不小的援款，只是这笔援款并不是为了解决上述人员的困难，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进一步购买武器的。因为它是在任弼时进一步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向八路军提供武器的要求之后，季米特洛夫所答允的。只是，季米特洛夫说：“给八路军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因为这会恶化国共关系并为国民党孤立和封锁延安提供口实。最后，“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能够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举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机器和其他各种用品的名称。中共中央强调，这些物资对于八路军在居民当中和在部队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后，苏联人确实把一批印刷机械送到了延安。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臂伤并汇报工作，他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的说法，强调周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经费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应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不详的援款。据7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可知，这笔援款数额不小，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以致援款不能及时送到。季米特洛夫为此通知莫洛托夫说：“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
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多半可以推断，莫斯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根据中共的预算定期提供经费了；大多数援助都是临时申请临时拨款的，数额似乎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同苏联向国民党提供的上亿美元的贷款数和中共日益庞大的组织相比较，我们多半能够理解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批评莫斯科“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本来嘛，如果斯大林也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早些看出中国革命成功在即，多冒几次险，从蒙古直接送些武器来，那么，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日子可能还会早些。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50年代对斯大林的那些批评，能不能代表抗战肘期毛泽东的心态，有时候还要做点分析。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即1953年。毛泽东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战中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后来两篇都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如果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很显然，抗战中的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和作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对斯大林并无多少怨气。尽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苏联援助多少的问题，甚至存在着莫斯科支持王明摘右倾的问题，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把账都算到斯大林的头上，仍旧发自内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并“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后来是斯大林减少了援助，还是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况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以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