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斯大林“不许革命”！？
作者：青 石
何谓“不许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对于“革命”二字，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背诵毛泽东的一段“经典”解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只不过，人们在“文革”中背诵这段“语录”的目的，通常主要是为自己要“武斗”不要“文斗”找借口，而毛泽东这段话的核心，却在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
革命就是夺权的意思，毛泽东在别的地方其实也有过直白的说明。比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就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十分有趣的是，为了这段话，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与英国共产党人之间还弄出一段公案来，争论的核心真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问题。当时英共特意将《毛选》译成英文，唯独对这段话，英共中央因担心会引起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多数英国民众对共产党的反感，主张删去，告之中共中央，毛泽东坚持不能删。事后，英共还是删去了这段话。毛对此十分不满，几度表示这是个原则问题，批评英共被和平过渡的幻想冲昏了头脑。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革命”这个字眼所包含的内容有他特定的理解。在他看来，暴力与夺权二者相辅相成，无夺权不成革命，非暴力不能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其实就是说要通过暴力的或曰武装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国民党、夺蒋介石的权。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那个“不许革命”，自然也就是指斯大林不许毛泽东用武装的方式去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尽管后来斯大林道了歉，毛泽东对这件事还是始终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一有机会，他就会拿来说明当年斯大林是如何“整我们”的。
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斯大林为什么不许毛泽东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是斯大林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方式，还是他喜欢国民党甚于喜欢共产党呢?从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的情况看，这似乎都不成其为原因。至少，毛泽东不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但是，毛泽东还讲过斯大林四次“整我们”的情况：一次是支持王明搞严左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倾；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是“半个铁托”。从他讲的这些情况看，似乎泛泛地说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也难成立。因为，照毛泽东所说，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就不是因为不相信、倒是由于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过分迷信武装进攻的和打倒一切的革命路线，而铸成了大错。
那么，能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失败了，所以斯大林就转而相信国民党甚于相信共产党了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都给了国民党，而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子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苏联援助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和说明得太少，而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确实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当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是禁区时，有人仅凭一些零碎资料和传说，就可以诌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来。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所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一文。作者仅据几条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谈毛泽东所得斯大林的金钱和武器，如何多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统治者，并得出结论说：“关于毛泽东的致胜之道，过去的表述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更准确的表述应是‘依靠农村等待苏援’。”因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钱和武器上给予毛泽东大量援助，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这恰恰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期。
显然，过分夸大莫斯科物质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过去过分讳言这种援助的情况密切关连的。凡事捂得越严，猜测和谬说越多。其实，讳言苏联的援助，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如何不听莫斯科的话，如何独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毕竟，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而更多地还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各种干部人材的培训以及中共转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设想……，几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俄国人积极活动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质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论成败得失，有时更有决定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援助不重要。我们只要稍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就从俄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资助。在那个时候，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光是靠陈独秀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1920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在中国时，成立共产党的各种预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宣传刊物就办了好几个。但是，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书刊的出版被迫中断，计划中的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连机关报《共产党》月刊也停办了。据后来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那时一度连派人南下向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拿不出来了。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了解，当年参加建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只有极少几个人如李大钊等，有稍好些的收入。但他们还要养家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