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征
作者：晓 风
阿垅提供的情报交胡风送出。
当年参加整理材料的黎之同志也证实：“关于这封信，胡风、阿垅都写了详尽的申辩材料，说明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信中清楚地报告蒋军的计划，如‘三个月’‘一年’；蒋军的计划，如‘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等等。这些申辩材料经多方调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推翻了编者按中定性的结论。”笔者最近听说，就在审案初期，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就已证明了阿垅通过胡风向我方提供国民党军事情报一事。但尽管如此，正确的结论仍一直拖延到1980年在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才做出：“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反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当年同样令人惊骇引起群情讨伐的，是第三批《材料》的第五则(1944．5．13．绿原给胡风，自重庆)，其中有一句写的是：“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这段的编者按中写道：“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于是，绿原就“不言而喻”地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
不过，这里却忽略了最主要的一个事实：绿原虽然在信里这样写了，但他始终未去中美合作所，因此，这个罪名根本就不能成立。他在回忆文章《胡风和我》中写道：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不料此时，冀坊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下去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黎之的回忆中也提到，早在1950年绿原的转正期届满时，组织上就曾对他这段历史做过调查，并弄清了他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1955年“胡案”发生后，“绿原的这段经历很快地由公安部查清，又缺少了一个反革命定性材料。至此，三批材料按语中所说‘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的定论已失去事实依据。但是，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未在广大读者中作出交待，致使绿原长期戴着‘特务’帽子……”。由此可见，这里面事实如何并不重要，一切都是政治需要，欲加之罪而已。
移花接木
第一批《材料》中的第十一则摘录(1944．3．27．胡风给舒芜，自重庆)：“我后天下乡，但来月十三、四又得来。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人生短促，这不晓得是命运开的什么玩笑。然而，只得‘忍受’。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材料》给“跳加官”加注为：“指参加进步文艺界的活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把参加农历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活动称作‘为诗人们跳加官’，可证。这里，胡风竟恶毒地把进步文艺界的人们称为‘蛆虫’。”这则摘引是放在小标题“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之下的。
经笔者查阅写此信前后的胡风日记，上面是这样写的：“3月25日……夜，在文运会吃饭，谈文协年会论文内容，被推担任执笔”。“4月15日，上午搭车进城，与乃超、茅盾一道到作家书屋，会齐老舍等讨论论文。夜，开文协座谈会……”。“4月16日……下午，文协开年会，宣读《文艺工作……》”。在《胡风回忆录》中，胡风曾详细回忆了作为抗敌文协研究部主任的他，为了要在年会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放进若干进步的内容，同时又能被国民党文化官张道藩他们通过而进行斗争的全部经过。由此可见，“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来”等语指的应是这篇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1944．4．13)。同时，信中所说的“对手”指的也应是国民党文化官张道藩们，所说的“跳加官”当然也不是“指参加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了。这里，完全是摘引者不顾事实，将胡风信中针对的目标(国民党)移花接木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身上。
第一批《材料》的第十九则(1945．10．17．胡风给舒芜，自重庆)仅摘引了一句：“后天有纪念会，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与那些诸公合伙纪念死人，无聊之至。”对“纪念会”的注释是“指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这样一来，就使不了解情况的人断定，胡风认为纪念鲁迅对他是灾难，并感到“无聊之至”了。事实是，在重庆，每一年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都是进步文化界和国民党的一场斗争。胡风积极地参与了每次会议的筹备及组织工作，有时还是会议的主持人，他对这些斗争自然深有体会。在上一年(1944年)的纪念会上，有国民党特务捣乱，竟污蔑说许广平投了敌，所以不应该纪念鲁迅，等等。胡风当即站起来驳斥他们道：“我不相信许广平会投敌!但即使如此，也不应影响我们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大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了呢?……”这义正词严的反击遭致了特务们的围攻，弄得会议无法开下去了。这则信就是因此而发的感慨，“诸公”自然指的是国民党特务们。所以，这则与上则一样，根本不是针对进步的革命文学队伍，而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二批《材料》的第一则(1949．5．30．胡风给路翎，自北平)是：“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编者加注为：“健康的愿望，指反革命的愿望。普遍存在，指反革命分子各处都有。当时全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