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征
作者：晓 风
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议之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第76号”文件，正式为这一案件平反，并宣布：“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这之后，所有受牵连的同志都陆续恢复名誉，获得平反。
从五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可能还记得，将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依据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下简称《材料》)。那是从数千封胡风和其他人来往的信件中摘引出的169则片段。在对这些文字做了一些政治定性式的注释和按语(其中有一些由毛泽东亲笔撰写)后，就为整个运动定下了基调。
当初形成这起冤案的背景和最高决策者在战略上是如何考虑的，由于情况较复杂，很多内部资料又无从知晓，因此尚无定论。但是，对私人信件的这种做法在胡风冤案的制造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由第一批《材料》开始，毛泽东便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号召“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这样一来，刚刚于一年前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的条款便被置之不顾，也从此开了以私信定罪的先河。
现在，此案既已平反，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疑问，不明白当初私人间的这些来往通信怎么就会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罪证，这些定性的注释和按语是从何而来的?这些信段的原意又究竟是什么？……只有通读了这些信件的全文，对照它们是如何被摘引的，更主要的是必须全面如实地了解写信当时的背景和写信人是针对什么而写的，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这一案件平反后，公安部门陆续将《材料》中涉及的那些信件中的绝大部分发还给了写信人或收信人。笔者在整理这些信件以及我父亲在狱中的有关交代材料时，经过反复查证，相互对照，又参考了近年来不少当事人回忆文章中提供的有关说明，从而搞清了一些情况，也明白了一些问题。原来，很多情况并不是像某位当年参与整理《材料》者所说的那样，曾经“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原意”；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曲解原意错误定性之处比比皆是。因此，我深感有必要将这部分史实公开发表，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就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这些信件的真实含意，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先定性后取证的情况下被“加工”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反革命”罪证的。
欲加之罪
在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中有这么一段：“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在这样的按语之下，胡风等人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理应“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可是这按语的根据又在何处呢?原来是这些《材料》中有好几则都揭出了胡风等人在历史上的“反革命”真面目。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罪证”吧。
第三批《材料》第一则(1947．9．26．胡风给阿垅，自上海)的内容是：由于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常用的，本无可非议，但材料摘引者却断言：由此“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直到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才对这一问题作了澄清：“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曾听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第四则(1946．7．15．阿垅给胡风，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是这样的一个片断：“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编者按语中对这封信着重指出：“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总之，从《材料》编者看来，阿垅这封信中吐露的全是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从字面上看，这封信可以这样理解，但只要对阿垅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就会明白这里说的完全是反话，是向我方提供蒋军发动内战的信息。由于阿垅当时正在国民党的陆军大学任教，写信提供情报当然只得用反话来说。诗人阿垅，原名陈守梅，曾是黄埔军校十期学员。1939年，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因在野战演习中旧伤复发，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伤愈后，回延安的交通线被封锁，只得进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工作。他不顾自身安全，尽可能地将收集到的包括国民党军队编制和部署情况在内的材料交胡风转往延安，为我军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上述信件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忠于党、一生追求革命的战士，因“胡案”被捕后，被定为“骨干分子”判处十二年徒刑，于1967年病死狱中，未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
胡风在狱中曾不止一次地在交代材料中对此信作出解释，例如：“他那封谈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那口气，我当时直到这以前，我都认为是反话。后来他还从南京特到上海来告诉我他偶然听到了的，蒋军进攻沂蒙山解放区的一个作战计划，我通知廖梦醒转到上面去了。后来她告诉我说这个消息使解放军很赚了一笔云……”。在绿原的《胡风和我》及罗飞的《真的就是真的——忆我和胡风与阿垅的交往》中均证实，他们曾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