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征
作者：晓 风
没有完全解放，已解放的地方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革命分子已感到很不自在，故说像‘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
胡风是否真的对全国解放感到“不自在”，满怀“反革命的愿望”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吧。1948年底，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离开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绕道香港来到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新人新事，心情十分振奋。他在前一封4月26日给路翎的信中就写道：“我到平一个月，在东北约两个月，其余在路上。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如被邀(指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一定来罢。目的不在坐到席上去，而是走过半个祖国，接近一些新的人。”在5月19日给绿原的信中也写道：“如邀请，无论已否参加工作，来一来罢。……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来时，希望能带来一卷作品。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但他在为解放了的祖国和人民欢呼的同时，也听到了文艺界朋友们的一些困惑。这封到北平后写给路翎的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后来，胡风在狱中的交代材料中对这一则摘录做了以下解释：
在旧中国，作家的成长和地位，是由商人雇佣的刊物和书店编辑决定的，鲁迅曾用“商定文豪”一语概括过。解放后，“商定”的条件当然消灭了。代之而行的是文艺领导者。编辑是执行者，或本身也是领导者，名为文艺组织工作者。他们是代表党执行类似考试官的职责的。一般作者，包括不受信任的小党员作者，非接受他们的训导，非得到他们的承认不可，甚至非看他们的脸色不可。我所说的“小媳妇一样”，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它的形成过程也是很久的；
进解放区以后，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的不解。在那样伟大的社会变革中，随时随地都是新人新事，文艺作者又都是在新人新事中，但很少或几乎不写文章，连小文章都不写。谈话中反映出文艺领导只要人工作而不鼓励人写作，甚至说想写作的人是落后，这就出现了作者不敢动笔，或者压制自己只作工作而萎缩了，我把这叫作“绝大的苦闷”：
李又然本人的情况，天蓝谈到的别人的情况，别人谈到的鲁藜的情况，萧军的情况，从丁玲、刘白羽看到的作家生活方式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使我扩大到了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文艺领导，说出“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经常怕挨打”，以为解放区和解放后文艺上的“停
经查阅胡风在东北所写的日记，2月24日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和天蓝闲谈了约二小时以上——萧向荣的报告：文艺必然落后于现实；庸俗的理论(东北最厉害)把文艺闷死了；对艺术特性、创作过程的理解是严重的问题；毛底诗，没有一首是掌握政策的；许多作者，如果写真情实感，那一定‘可观’，所以他们底革命作品是虚伪的；即使写一首短诗，也要用担负全部历史的心情；田间走在最前面，鲁藜尚有小资产阶级的风格，他自己也如此；要弄出马列主义的美学体系，才能解决问题。”
由此也从侧面证实，这则摘录的原意是对文艺情况的一些感想。本来，这段话开头就已指明说的是“文艺这领域”，和“反革命的愿望”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硬要拉到一起，只能说是为了“需要”吧。
第二批《材料》第三三则(1952．6．9．胡风给路翎，自上海)是：“斗争未有不用血可以得到的。血流得不少了，但以后就可以学得战术一些，尽量少流，宁愿在空气坏的洞中多待，‘保存力量’。”《材料》对此注释为：“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信。这时，不但国内革命局势日益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局面也已确定，反革命已经失败，所以胡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想要‘学得战术一些’，‘保存力量’，以待时机。”经过这样的指引，胡风等人的“反革命”面目自然十分明确了。
不过，此信的原意仍是文艺方面的问题。建国以来，胡风及其友人的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和批判，发表和出版都十分困难。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的路翎写了好几个反映工人阶级生活与斗争的剧本，不但未获准上演，还一再受到批判。在写此信前一天发表的舒芜所写《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使胡风等人的处境更加恶劣。胡风信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他在狱中交代材料中写道：
在给路翎的信里说“血流得不少了”云云，就是认为我们的作品受到压制和否定都等于“流血”事件。能够发生巨大教育作用的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牺牲”(不能和群众见面)，犹如现实中的英雄人物的牺牲一样，是巨大的损失。应该避免这种损失，做不到就不拿出去，“保存力量”，留待领导能多少“理解”和批准的时候。
不难看出，这些“罪证”更多的只是想当然，张冠李戴、生吞活剥得来的。
断章取义
第二批《材料》第六三则引用的是1955年1月24日胡风给冯异信中的两段：“我望你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再说一遍，望你用沉着的心情对待就要发生的事情。其次，好好自己研究，不要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最要紧。”材料编者将这则列入“胡风在进攻失败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标题之下。
冯异是一个普通读者，当时在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约在这之前一年才开始与胡风通信讨论文艺理论与诗歌创作。1954年12月，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正式发表了，里面提出了“我们与胡风先生的分歧”，从而使对胡风的批判更上了一个台阶。胡风耽心素昧平生的冯异因直言受到牵连，特在此信中一再告诫他要冷静沉着。在被删去的那一段中写得更为明白：“我唯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唯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这难道能说是“布置”“退却”，“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吗?难怪《材料》摘引者要略而不引了。
四十年后，冯异满怀哀悼之情地回忆说：
这封信仅寥寥数语，显然是在匆忙中写成的。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写信。“按语”中说这是“胡风在批判他的运动开始以后，指示他的那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一致停止进攻，如何掩护自己、伺机再起的信”。但胡风在困厄中想到的不是即将降临的灭顶的灾祸，而是“个人以外的问题”，并且把解决这“个人以外的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党，寄托于历史。……这封信是用血和泪写成的；胡风的心迹历历纸上，而他却在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之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里针对的是这批材料中的最后一则，那是张中晓于1950年7月27日自绍兴写给胡风信中的两句：“我过去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