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刘大年忆郭沫若
作者：刘 潞
史学科专门委员会下设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人员包罗甚广，名单至今俱在。最后形成的《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成员为：郭沫若(召集人)、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
第二点是关于稿件的组织。作为编委会召集人，郭老非常关心稿件的组织工作，不但经常为杂志推荐文章，有时还亲自阅改(如创刊号上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下面是有关的两封信：
刘大年同志：
感冒大体好了，还有点咳嗽，体温不稳定，有时高过三十七度。汪筏同志的报告看了。浦江清先生和杨向奎先生的文章都跳着看了一遍。浦文是费了大工夫的，我认为可以发表(作为一个单行本印行也是办法)。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提供出来可让学者们继续研究。杨文问题比较多，断定《周礼》“无论如何不是王莽‘时代’伪造”，很难使人信服。《周礼》和《左传》，是刘歆利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而加工改编，也窜杂了已见，大体上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敬礼
郭沫若 十二、十四(1953)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
上海李平心先生去年寄我的一篇东西《居延汉简奴隶考》(似稿又似信)，内容颇好。凡关于汉简出处，我已仔细据《汉书》校正了一遍。所引别的书籍，可能亦有误记处，我就没有工夫仔细校对了。这稿子，我觉得《历史研究》里面可以选用。此致敬礼!
郭沫若 十一、三(1954)
此稿如用，望直接通知李君，问他有无补证处。李通信处见附上原信。另外有一篇《伊尹迟任老彭新考》，我觉得太牵强了，不好。
《历史研究》确实贯彻并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编委会的组成无门户之见，畛域之分。由于这一创立背景、办刊方针及编委成员诸因素，《历史研究》自然地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刊物，得到当时持各种学术观点学者的重视和支持。
科学院设立学部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各学科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为当时国内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学部的建立及学部委员人选的确定，前后历时二年。
学部的设立，起因于1953年国家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苏。此次访苏的一个结果，便是学习苏联，在科学院院务会议下，设立学术秘书处和筹备成立代表全国科学界的学部。
学术秘书处在筹建学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调查了全国乃至国外中国籍科学家的学历简历、发表的论著，向中央有关部门呈交了筹建学部的报告及学部委员推荐名单。
父亲是秘书处里唯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秘书，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很多是由他具体操作的，如主持起草了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郭老曾写信对此报告初稿提出意见：
大年同志：
报告稿大约是集体创作，文词气势不大一致。我只在文字上修改了一下，但整个地说，我对这稿子不大满意。三项重点的提出是好的，但第一项的提法似乎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说，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是一种学习方式，即所谓“不破不立”。此点请考虑一下。第三项对哲学以下各部门的分述，看不出重点，和所标示的提要不适应，请考虑一下。似可归为第四项。现有社会科学各部门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网篮包括进去，可能更有归宿一点。
是学部成立大会上报告，关于学部的任务和作用，似乎说得太少，不大集中。
我这些意见并不成熟，仅供参考。敬礼！
郭沫若 五、廿三(1955)
关于学部委员人选，父亲回忆说：“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关于学部委员提名问题，在父亲收藏的郭老信件中，有这样一封：
寅恪先生大鉴：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不致影响研究工作，目前正积极筹备，详情将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专此著祺!
郭沫若
这是父亲代郭老起草、郭老略有修饰的一封信函，写于1954年9月30日。此信涉及近年来学界注目的史学家陈寅恪的一件事，即“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确定陈寅恪为学部委员，曾经历了一番曲折。由于陈有“请转告毛刘二公，允许我不宗奉马列主义”的话，在被推荐提名为学部委员后，引起争议。据科学院当时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回忆：“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张稼夫还说，“不选上，首先陈毅就通不过(陈毅副总理当时分管科学院工作)。”
中央最高层领导的鲜明态度，为陈寅恪是否担任学部委员的争论画了句号。不过，还有一个陈先生本人是否接受的问题。基于数月前陈寅恪谢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前鉴，这次的信息传达，郭老和科学院党组都认为，由被郭老称为“墨者杜老”的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杜国庠(即杜守素)承担较为适宜，因杜老与陈先生私交不错，且兼具郭沫若旧学友及广东地方党和学术团体领导人等多重身份。随后，郭老又向中山大学发出关于提名陈寅恪为学部委员的推荐信。这一次，陈先生欣然接受了。为此，杜国庠特别致函张稼夫：
稼夫同志：
陈寅恪先生已答应就委员职。日前给您电报想已收到。
弟二日晚到达北京，现住北京饭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