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刘大年忆郭沫若
作者：刘 潞
暇请约谈，当以详情奉告。敬礼
杜国库拜 九、四(1954)
上引郭老致陈寅恪的信，便是这次请杜国庠返穗时带回的。
顺便提及，陈寅恪先生出任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事实，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没有记述。而且，该书在披露陈寅恪拒任历史二所所长的经过时，还有一段极具情感色彩的描述：“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看来，说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且“没有留下一丝余地”，似乎跟陈先生的做法不大一致。
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参与组织制定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父亲在郭老领导下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并要求尽快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使到会的科学家深受鼓舞。
这次会议一结束，科学院立即成立了自然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头组织制定规划。父亲任社科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规划是在办公室的组织下，于1956年2月至10月，请全国各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来京讨论制定的。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多半住在西苑饭店，也就在那里开会讨论。他常于晚上散会后到郭老家中汇报，听取指示。社科规划开始仅限于哲学、历史、经济、文学等学科；随着讨论的深入，规划面越来越大，将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也纳入了。每增加一个学科，就要找一些相关专家来讨论。像戏剧家欧阳予倩、舞蹈家戴爱莲等，都参加了规划的讨论。有些未能直接参加讨论的专家，也以其它形式积极提出意见或建议。
在此期间，参与讨论制定规划的苏联专家、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曾提出邀请有关的中国负责人，为来京开会的各地高等院校的苏联专家作几次理论性的专题报告。此事经陈毅副总理同意，拟请郭老作有关社会科学规划的报告。郭老致信我父亲，要他起草报告的文稿。信中说：“请你帮忙写一篇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的报告为祷，详情由康白同志面达。这又是一项繁重任务，但如你不写，便没有人能写了。”父亲写出后，郭老来信说：“报告稿子读了，我觉得可以用。我只在字句上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您再斟酌一下。”父亲又作了一些增补送上后，郭老再次来函：“报告仔细读了。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补充，觉得很好，很有必要。”
十二年规划于1956年10月基本完成。一二百名科学家近八个月的劳动成果，最后以蓝皮书(自然科学规划)和白皮书(社会科学规划)的形式上报中央。后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与决议中，都提到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以后的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的规划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到1963年，规划中的项目就大部分完成了，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社科规划的命运则大不相同。由于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极大的干扰，规划基本上没有实施。
编写《中国史稿》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除了做以上各方面的科研组织工作外，参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风风雨雨，此项工作竟历时二十年之久!
关于《中国史稿》这部书的起因，有说是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向郭老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1956年，成立了由全国36位史学家组成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七人组成该编委会的编审小组，负责组织撰稿和审稿；同年7月1日，郭老邀请50多位史学家和哲学家座谈编写中国历史和哲学史教科书的问题，会上，确定编写历史教科书作为高教部的任务，委托科学院负责；1957年初，科学院的三个历史所进行了具体分工，分别开始组织编写。但据父亲说，编写这部书还有如下背景：三个历史所成立之后，为推进史学界的百家争鸣，确定由范老继续编写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而由学术观点不同的郭老再主编一部通史，就是《中国史稿》。按照分工，父亲主持近代史部分的编写。1962年夏天，《中国史稿》第四册近代史部分完成。郭老在北戴河看过清样后，感到满意，特地写信祝贺：
刘大年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信接到，谢谢您的关注。《中国史稿》第四册清样，火速看了一遍，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我只在枝节上加了些小小的添改，请看29—30页、58页、149页、208页、237页等处。书中凡关于条约、章程等，有的打了《》号，有的没有打，有的打了又钩了，不划一，我觉得宜一律打。又“借”、“藉”二字简化与不简化之间有些混乱。有些处本宜用“借”字，却又改成了“藉”。这些虽是小节，似乎还值得再斟酌一下。手中无书，此外提不出什么意见。好在“史稿”将来可以不断琢磨、改润。谢谢您和执笔同志们的辛劳，并祝贺您们的成就。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八、廿六
照原计划，《中国史稿》近代史部分，还要接着第四册继续往下写，但“文革”一来，不得不搁置。直到1971年，郭老提出中国通史的撰写应该重新上马，父亲才由河南干校被正式召回北京。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社会动荡不已，有关政治运动的安排、会议一场接着一场，写书进展甚微。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或许大自然的震撼令郭老产生了某种忧虑，他召集所有编写者开会，语重心长地说：“要抓紧，一万年太久啊!”会上父亲提出，近代史部分份量比较大，希望能独立出版。郭老同意了这个意见。
1977年后半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父亲最后一次见到郭老。父亲回忆说：“那时老人身体已很衰弱，腰弯背驼，行动迟缓。散会后委员们都走了，我留下来搀扶郭老。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扶着他，从南门一楼西大厅慢慢地走到电梯口，看他慢慢走进电梯去地下停车场。那是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代宗师、文化巨匠郭沫若；就这样走完了他辉煌而又曲折跌宕的人生旅程。
1978年，在《中国史稿》基础上编就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老是在这本书排印时去世的。因此，该书改“郭沫若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稿终未能经他审定，实在是件憾事。
郭老对人的关怀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经常感受到郭老对学界前辈、老知识分子以及故友的关心爱护之情。
50年代郭老住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