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刘大年忆郭沫若
作者：刘 潞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在父亲保存的郭老信件中，最早的一封是写于1952年6月的： 刘大年同志：
四位副院长的文章，我都看了。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报告会何时可以召开?我在二十二、三恐又须出国。我须领头报告，望于廿日以前连续召开，今晚八时如有暇，请约丁瓒、曹日昌同志来我处一谈。敬礼
郭沫若 六、九
这是一封涉及中国科学院50年代初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信。
1951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年底，科学院召开了思想改造动员大会，郭老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整个报告洋溢着郭老在建国初期迸发出来的率领广大科学家自我改造，跟上时代，投身伟大祖国建设的热情。当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郭老任主任委员，李四光、竺可祯、吴有训、陶孟和四位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专管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工作。这时他是近代史所研究员，算是暂时借到院部工作。
对于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党中央一直很关注。主管科学院的中宣部专门在院里成立了思想改造学习党组，派科学处副处长赵讽任书记，父亲任副书记。父亲一上任，便走访了副院长竺可祯、语言所所长罗常培、编译局局长杨钟健等老科学家，听取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意见。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态度、郭老动员报告的基调以及学习办公室的具体做法，使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在政策的把握上比较稳妥，与一些高校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竺可祯日记》曾记载(1952年7月14日)：“据刘大年交来思想改造计划，把检讨会分为三种，一种是副院长、厅局长的检讨，限于各所所长副所长到会，不过二十人，第二种是各所所长副所长检讨，限定所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及若干代表到会，第三种是对于突出的个别人，如XXX之检讨，全院指定人参加。说明院中检讨和大学不同，是和风细雨。”
虽然如此，仍有人在自我检讨中将自己过去的功绩抹杀，而将错误片面夸大。当时四位副院长向学委会交上的检讨文章，有的也有此倾向。郭老前信中所说“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即指此事。了解了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后经过，再读此信，会感到这寥寥数语，充满了郭老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爱护之情。
建立三个历史所
历史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显学，但是在科学院初创时，却只有考古(附设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加上语言和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方面也仅有四个研究所。不过，社科方面的人才却相当集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众多院士中，除胡适、傅斯年、董作宾、赵元任等十人赴台或滞留美国外，其余均留在大陆，而且“人心向院”。
史学界的情况更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发挥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作用和积极性，在当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北京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第一次会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于高教部提出各地历史教学中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需要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在会议讨论机构设置问题时，记录上说：“中宣部提议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这不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工作范围的区别。第一所郭老兼所长，第二所请陈寅恪先生担任所长。”
因父亲当时既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又是科学院党组成员，这件事就由他具体操作。
据父亲回忆，陈寅恪先生这一人选，是胡乔木提出的。乔木同志原为清华大学学生，陈寅恪是他钦佩的清华教授之一。同时，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因而也主张提名陈寅恪。
这件事，由中宣部与北京大学党委联系，委派陈寅恪以前的学生、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协助办理。汪筏于1953年12月赴广州，行前曾跟父亲及科学院有关同志联系，问有什么要求和问题。在陈寅恪谢绝应聘后，汪教授返京，先向范文澜、翦伯赞和父亲作了口头汇报，后又提交书面报告，由父亲转呈郭老。对此，父亲说，书面报告内容已了无记忆，只记得口头汇报中说，陈先生提出，请毛、刘二公(即毛泽东、刘少奇)允许他不讲马列主义。汪教授还带回陈先生的两篇文章、四首诗，文章很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诗是给北大邓之诚教授的，有“会议”、“经史”、“文章”等题，反映出作者对共产党还很不了解；其中多用历史掌故，由翦伯赞先生注释后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上。由于陈寅恪谢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此职后由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出任。
建所的其它筹备工作也同时展开。如向西北局函调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向复旦大学商调顾颉刚先生至历史所任研究员等，均由父亲负责办理。
经过上述筹划、协调，三个历史所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
创办《历史研究》
筹办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是与三个历史所的筹建同时进行的。还在讨论成立三个历史所时，为了更好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历史问题研究会就决定创办这个全国性的史学刊物。三个所建立后，《历史研究》也筹备就绪。
父亲作为刊物第一任副主编，曾就他保存的郭老的一些信件，在《历史研究》创刊40年纪念刊上写过回忆文章，内容不再赘述。这里仅补叙一下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两点：
第一点是第一届编委成员的确定。
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明确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后，郭老对编辑部的成员有过设想。但据父亲回忆，正式的编委人选，是他和尹达参考当时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名单和其它因素确定的。“其它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到的一些人；一是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的顾问性质的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