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刘大年忆郭沫若
作者：刘 潞
南房会客室的东墙上，挂着几乎一面墙那样大的一幅国画，画面是一棵大树下九位身着长衫的老人。父亲听说四川有“五老七贤”之说，认为画中均为四川老人，就问郭老：“这里面哪一位是您啊?”郭老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后来知道那是傅抱石先生画的《九老图》。还有一次谈到杜甫草堂的联语，父亲说，杜甫草堂的联语，郭老写的会挂在显著的位置。郭老却笑答：“啊不不，我可没有那个资格!”足见郭老对前辈的敬重。
在1953年12月15日郭老给父亲的信中，有一段谈到周孝怀老先生：
昨天何北衡来访。谈及周孝怀老先生有信给他，提到两件事。一件是译经工作，马一浮(陈毅同志曾到杭州去访问他，并邀他在沪游览)到上海，周与马谈及，马也赞成。就是把《十三经》译成白话文，我看这工作是可以做的。周意每月需几百万元(按指旧币)开支，这数目也不大。我请他拟一个详细计划来。譬如成立一译经组，摆在上海，由周主持。他可以推荐些人来，怎样进行分工，房屋是否需要等等。何北衡答应把这意见转达。我意在上古所中附设一“译古组”，恐有必要。老先生们搞的，或许不一定合用，只要他们肯搞，也好。让他们搞出后，再看。《十三经》等是不失为研究古代的资料的。
周孝怀是清末四川巡警厅厅长，谙熟朝野掌故。解放后住在上海。对于周孝怀老先生及其建议，郭老确实挂记在心。1953年冬周老先生来京，住在前门外一旅馆，郭老特别要父亲陪他一起去看望。1954年父亲到上海办理顾颉刚先生调京事，行前郭老又叮嘱，到沪后务必去探望周孝怀。父亲到上海后，通过华东局、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经辗转，才在一条小弄堂里的一间小房中，找到端坐在自己大幅清官服画像下的周老先生。老先生仍执著地关心着他的建议。
郭老对故友、同仁的关心爱护之情，不少人都有体会，尤其身处困境时，那种感受终生难忘。父亲自己就有过体验。“文化大革命”中，郭老本人虽未被列入“打倒”之列，但心情压抑，处境困难，自不待言。然而，只要条件允许，他仍尽可能地要为同事或朋友提供一点帮助。父亲于1966年6月3日受到《人民日报》未点名的批判，1967年1月又受到《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哲学的辩护士”的点名批判，从此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1971年，“文革”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气氛有些松动，父亲被郭老以编写中国通史的名义召回北京。但这还不能表示父亲已被“解放”，因为名字未见报，而名字见报与否，当时已成为是否摘掉“敌人”帽子，重获人民资格的一种标志。这年恰逢父亲的老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又一次访华，郭老抓住机会，将父亲列人接待人员名单，并上报周恩来总理批准，这才使父亲的名字以不再是“敌人”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
考古学家夏鼐“文革”中提前获得“解放”，也是郭老一手促成的。1971年阿尔巴尼亚出土写有某种古文字的羊皮经书，无人能识别，寻求中国帮助。郭老利用此机，提出将夏鼐由五七于校调回北京，并派往阿尔巴尼亚。
郭老在“文革”中无力影响科学院大局，但就这些有限的举措，也给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们传递了一些希望的信息。
父亲经常讲，他是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导下工作、影响下治学的。他在纪念侯外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若非时代造化，使我受到诸老教育、启迪，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了解，我不知道能否有一天终于凿开混茫。后来学得了一点东西，那是受赐于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受赐于郭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诸位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