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围园杀后
作者：杨天石
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恐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皇上的处境就危险了。”袁世凯开始对双方实力进行估算。
“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嘛!待动兵时，将皇帝的朱谕分发各军，同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谭嗣同知道双方实力悬殊，但认为不足虑。
“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袁世凯毕竟带过兵打过仗，考虑问题更细致一些。
“可以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涉及到军事细节问题，谭嗣同不得不退让。
“我万不敢惜死，担心的是万一泄漏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袁世凯知道，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他说“不惜死”是假的，真实的思想是要好好盘算盘算，看看将宝压在哪一方面才万无一失。
谭嗣同自然等不得，他说：“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于是，他拿出皇帝交给杨锐的要他们找出“良策”的密诏来给袁世凯看。
袁发现是用墨笔写的，立即诘问说：“此非朱谕，且并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
“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三天前发交的。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几误大事。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在内。”
“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连累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
袁世凯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人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说：“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既有皇上巡幸之命，必然不会有意外，必须到下月方可安全。”
“如果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了。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
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似乎相信了。他从座位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
两人还谈到“两宫何以不和”等问题。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才能办事!”
夜已经很深了。袁世凯托词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离开袁世凯的法华寺寓所。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他觉得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他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他当然不知道，旧党方面的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引荐，当日到了颐和园，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改变了维新派的命运，使近代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大曲折。
杨崇伊到颐和园上奏章，慈禧太后突然回宫，维新派的兰切努力都为时已晚
八月初四(9月19日)早餐后，毕永年发现谭嗣同回到寓所，就急不可待地向他打听消息。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袁世凯还没有答应，但也未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袁究竟可用与否?”毕永年再问。
“此事我与康先生争过数次，先生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谭不无牢骚地说。
“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啦?”
“都说了。”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不可与他们同归于尽，无益呀!”毕永年急得差点跳起来。
午后1时，毕永年迁居宁乡会馆，离南海会馆不远，以便及时打听消息。
当日，康有为访问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想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想找美国公使，但美国公使到西山去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这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和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时，他曾上疏弹劾文廷式，以致强学会一度被封禁。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赴津与荣禄密谋。初三日(9月18日)，他通过奕勖向慈禧上奏章，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指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还有亲王奕劻、端王戴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他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来华，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了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八月初五晋见光绪皇帝。当时，英人李提摩太已经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这个洋鬼子来了，马上就要和皇帝见面，如果二人结合起来，如何得了!
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光绪皇帝仍然召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已处于慈禧太后的监视之下
初五日(9月20日)，光绪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非有外患，即有内忧，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