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作者：张承先
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她的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并要揪斗万里同志，给工作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大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学生们开始漫无边际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出来交待问题，有一次还打掉了陆平同志的眼镜。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成为当时十分迫切又非常难办的问题。
鉴于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已全部陷于瘫痪，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6月7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据10日统计，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为副主任。
校、系领导问题解决以后，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我对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经领导小组讨论并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于6月15日在全校一万三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运动。九时左右，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我们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去制止混乱。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刘佳宾，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制止他，他还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还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的主角，带头打了八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查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X X，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
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面，让外国人拍照。有迹象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在时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反映，在三十八斋前有七个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把他们拉到同一个“打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经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18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说明这次乱揪乱斗的真相。我在广播讲话中指出：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动员大会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的反应是好的。我们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今后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接待，但禁止他们在北大揪斗人。
我们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了“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后，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挖出来。他还具体提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就有不同看法。现在陈伯达要求北大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
康生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与陈伯达相同。当时，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在这个报告中，因受到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报告写成后送给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这份报告经曹轶欧肯定后就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