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作者：张承先
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就让工作组的一位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作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说得不多，只是表示对情况不了解，要调查研究。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留我谈话，回来已经很晚了。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的意见后，江青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使人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完全把工作组甩到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大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大来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许多同学又登台加以批驳，说“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绝不是“西安”。
7月26日，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会上李雪峰讲了话，并传达了毛主席24、25两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李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摘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李雪峰说，在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7月18日回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作工作方针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26日当晚，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吴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来参加会议。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但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汇报，现在却这样说，显然是为了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同志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先接见，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了这些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X X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揭发”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待!”“张承先交待!”但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待!”有的同学对这种做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