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作者：张承先
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真相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了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一片“张承先交待!”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了事实真相：1965年春天，陆定一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是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宜部陆定一部长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们学校“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接着，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因为感到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采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这种“揭发”，使大家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摘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只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即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来筹建这个委员会。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
26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28日成立了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从7月30日至8月3日，这个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作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地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子工作组的《二十天情况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采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江青在大会也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掀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江膏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包括我1967年二次被揪回北大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大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8月13日，根据市委的决定，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到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在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大家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就表示不理解：“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整训中，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于是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并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让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大家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吴德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说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北大。到北大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又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大，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
“北大问题”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谓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如实记录下来，供后人指点评说。
199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