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作者：张承先
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
对这一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准备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区别对持。
北大“文革”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7月3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大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问他对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在7月6日市委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交流经验的会议上，还专门让北大工作组介绍了经验，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
聂元梓指责工作组是“保皇党”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15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大听取领导小组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17日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电话，传达李雪峰同志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计思想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我说：“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用三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继陈必陶等五人大字报后，历史系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但也有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
7月19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决定将这个新情况迅速向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我于20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同志。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7月23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的问题。邓小平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会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大学生能否出去串连，等等。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19日晚的演说是有来头的，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的关系颇耐人寻味。
聂元梓讲话之后，北大内部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大多数师生对聂元梓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21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还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决定工作组命运的最后时刻
正当工作组在大部分师生的支持下认真进行整改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7月22、23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