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一段话就是在邓小平家里定稿时他说的话,耀邦和我都很同意。讲话定稿后的第二天,他还把我一个人找到他家里,要我举一些实例,写一段话给他,说他准备讲到“立案”这一点时,离开讲稿插进去讲这一段。于是我写了一段千字文给他,不过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在这一节里,邓小平还讲了一段经济民主的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主张大胆下放;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他主张在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尤其是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他说有了自主权,车间主任、生产队长、社员、工人就会负责任,想办法,开动脑筋。他还讲了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也讲到这些问题,但只有小平同志这个讲话讲得全面、深刻。
  讲话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交给我的三页提纲中原先有一句话:“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他这句话说的范围比现在讲的范围要宽,那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根本态度。即我们要重视历史,正视历史,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和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尤其是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那样惨痛的教训。研究历史还有一个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在起草文稿时,把这句话的范围故意缩小了,缩小到主要讲处理遗留问题,只讲一些人的功过和纠正冤案、错案、假案的问题。当时的考虑是,缩小了范围,可以使得这个讲话更加集中在当前的重要问题上面,也便于表达团结的愿望,表达小平同志宽阔的胸怀,阐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小平“向前看”的思想和使用“向前看”这样的语言,当时我们特别欣赏。他用这样的语言,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前进的目标。小平讲话的这一部分里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而且主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小平同志考虑到实际的可能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指出“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有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关于最后这个“可以粗一点”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个话,以为我们不应该细致认真地去研究历史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让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不能这么说,更不能在工作上作出这种错误规定。对“文革”的历史不能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也不能这样。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
  我特别喜欢他讲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解决新问题,特别是研究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为此在学习上,他说,除了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他还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通过奖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主张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后来也使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
  我们说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他的思想,首先是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定稿的三天中,对原先的提纲补充了不少,又大大丰富了内容。执笔写稿子的人和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也不是没有起一点作用,但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都没有涉及。当时我真有些奇怪:他怎么将事情想得那么深,那么多,那么细。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只是从中选了几点讲自己的体会。现在写得又多一点,也只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讲。同时我也想补充说一点,在讲话时还要考虑到当时许多人的接受程度,有些话在今天或许就不会那么讲了。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我大概有二十年没有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了。我一直怀念着1939年搭乘叶剑英从桂林去重庆坐的军车过贵州娄山关时他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和1946年叶剑英在北平担任军调部我方委员时领导我们在北平《解放日报》社工作和斗争的情景。这次听到他的声音,我真是十分高兴。
  和邓小平一样,叶剑英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个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的确,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都不受限制,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当然,会开了三十六天之长,这不是所有的中央会议都能做到的,那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体现象。但是,当时大家都希望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能够像叶剑英所说的那样,永久坚持下去。
  那次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到1978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刘少奇是惨遭迫害致死的,其余是病死的。朱德是1976年九十岁时去世的,他比叶剑英大十岁。毛泽东比叶剑英大四岁,周恩来比叶剑英还小一岁,也都去世了。八十一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当然,他迫切希望邓小平(比叶剑英又小七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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