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他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这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前后这两个“凡是”虽然在提法上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当时到会的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
当然不需要什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并没有讲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倒是说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话，不过大家认为，当时要求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作自我批评，这就很不容易，也就不错了。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们先后跟他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只是由于他想等常委都在家时开会决定这个问题，而小平等同志出访未归，以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没有来得及开这个务虚会。11月25日大会后，当晚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汇报时，中央常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
这一段经过，他说得没有像讲“两个凡是”时那么干脆，因此我感到问题还不能算彻底解决。
华国锋然后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他还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这番话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华国锋讲话的第四部分，是关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讲了会议的几项任务：第一项还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项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的那些人。另外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
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肯定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肯定了会议开得很好。他虽然为自己作了些辩解，没有真正交心，但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样一点是不容易的。我对党的早期历史缺乏具体知识，但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我不怎么满意的是他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表态。他没有讲自己的看法，只是引用了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一段表态，其中也只是说了一句“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且重点还是放在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上。这是五个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不是他而是邓小平讲的。当然，他作为主席把这个谈话作为自己的表态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再讲自己的认识，这使得当时杨西光、王惠德等都感到不能满意。
最近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了一个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韦国清请示邓小平可否印发他9月间视察东北时的讲话，邓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理论务虚会比较快就可以召开。他讲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实际上就是主张同华国锋、汪东兴等当面讲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摆开，使这次会议部分地起到叶帅说的理论务虚会的作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进行的。依我看，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工作会议谈到现在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起到了“摆开来”的作用。华国锋讲话中对这次会议这方面的情况所讲的三点，即“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是可以的，只是是非不那么明朗，没有提到这次讨论的重大意义。而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是这场讨论进行决战和取得胜利的一个阶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出了明确的、有力的科学结论，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当然，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也很好，但绝不是必须开了那个会，问题才“能够解决好”。我感到华国锋讲话中对中央工作会议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程度和意义，估计得太低了。这个看法，当时杨西光、王惠德和我只是模模糊糊有一个印象，这次回忆时才在自己的头脑里弄得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