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月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的某些影响大或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中央应该考虑和解决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1)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后1941年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都应该恢复党籍。(3)陶铸、王鹤寿等同志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在讲陶铸等人的问题时，陈云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之十。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同一天，别的分组也有些同志提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包括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还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很准确，语言也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枉华北组，宋任穷、肖华在西北组，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了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作出乎反决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罗陆杨案件。此时罗瑞卿已去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尚未安排工作。还有“二月逆流”案件，虽然在“文革”后期毛泽东表示过“不要说了”，但也还解决得不彻底。会上提出了不少案子，只有刘少奇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太大，提出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这都是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揭批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除康生问题许多人表示必须彻底查清外，大家对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中央机关中的谢富治、吴德、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在地方上，山东提了王效禹，吉林提了王淮湘，部队提了孔石泉，上海提了“一月革命”问题，聂荣臻提了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等等。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所作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此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召开前，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汪东兴等竟仍然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这就是他们阻挠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于这个受到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时，大家很快就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的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就是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第五个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以陈云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东北组讲得很透彻。他说：“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四五’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似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他也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德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中提出，在我国有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我们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有相应的改变。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灭’。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我们指出：“天安门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在11月13日上午我们联合发言时，还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11月14日，《北京日报》上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明显的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提高了评价，认定“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其次是不再提“反革命事件”的话。《北京日报》的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又没有在标题中标出，当天没有引起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