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李 捷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同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极左势力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为中国政治局势和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为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础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成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的基础。
随着清算江青集团极左思潮影响，重新确立以国内经济建设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迅速扩大对外开放、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这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内在动力。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同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还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表达了一种迫切的心情：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但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打开国门的呼声，这种要求开放的呼声和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相互呼应，奠定了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民意基础。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余秋里为组长，顾明为副组长。同时，一批国务院高级官员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向他提出：要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谷牧回国以后，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里谈到，西欧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谷牧的访欧情况汇报。
同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际合众社代表团时提出：我们准备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包括美国在内。这个事情做得好，可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正常化也有益处。
他还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据于光远回忆说：“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
同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正是在这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潮流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整个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最终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而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是美国。这样，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能否保证对外开放路线顺利实现的关键。
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还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在国家战略安全之外，始终把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大环境、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的立足点，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来通盘考虑中美建交问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个新思路的要点是：（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二）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逐渐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2月8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
随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的访华计划从11月提前到8月。
1977年8月22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万斯提出一个方案，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显然，美国政府这时还存在幻想：一方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重大退让，试图突破中国提出的谈判底线——日本方式。
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断然否定了万斯的方案。他指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还说：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建交后，允许台湾以局在美设立联络处），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基辛格博士承认了的历史渊源和真实情况，是美国欠了中国的帐，而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