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李 捷
中国内政外交的逆境和转机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后，外事工作的重任实际上也落在了他的肩上。无论在国内问题上，还是在外事工作上，他的主要障碍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结成的“四人帮”。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主持外事工作也很难有所作为。一方面，国内问题成堆，需要邓小平集中全力解决国内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局和中国国内政局都不允许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取得大的突破，以巩固其国内地位。这些都决定了邓小平的关注点只能在国内，而不是国际。
这一时期，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具体说就是：（1）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而对这一思想的要点的阐发正是邓小平作出的；（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美国在世界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想从次大陆打开出海口；（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
即便如此，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江青集团的纠缠。而这一切纠缠的背后，第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和政府人事安排的酝酿正在紧张进行。江青集团不愿意看到邓小平把务实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对自身形成严重威胁。所谓“风庆轮事件”，就是双方的一次较量。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在1974年国庆前夕从罗马尼亚返回上海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乘机指责交通部没有批准风庆轮及早远航，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作怪。10月14日，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作了批示，借机指责国务院。1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会后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对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说：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泽东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还要他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同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周恩来得知此事，当即找来王海容、唐闻生，告诉她们：这是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了很久了。
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听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后，表示：“风庆轮”的问题是一件小事，先念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他要王、唐转告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到他同江青争吵的事。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支持，还说：“她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江青有野心，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还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以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
由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天平倾向于邓小平一边，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这为邓小平在1975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局仍然十分微妙。在十分敏感、荆棘丛生的外交领域，邓小平格外加倍小心。
1974年8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福特继任总统。福特是一位弱势总统，加上美国已从越战中脱身，美苏关系又进入了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大为减弱。但福特希望了解中国的动向，因此在1974年11月25日至29日派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七次访华。
11月26日至28日，邓小平连续同基辛格举行了五次会谈。
同基辛格会谈以前，11月12日，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过。邓小平告诉毛泽东，现在世界舆论都说中美关系冷淡了，这一次基辛格要得一个“中美关系不错”的印象，他要做的文章主要还是台湾问题。毛泽东表示：台湾现在不要好。他要我们不用武力，我们不干。相反，它欠我们的帐。美蒋条约让它在那里，等待世界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候才能解决。
这实际上就是“以冷待变”。期待中的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不仅需要“世界有个大变化”，而且需要中国自身有个大变化。
这一时期，江青集团还试图对中国驻美联络处施加影响。1974年底，有人在毛泽东那里告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状，幸亏周恩来当面调查，才把问题澄清。1975年夏，他们还施加压力，迫使黄镇向中共中央递交辞职报告。邓小平闻讯，以还要准备福特访华为由，把黄镇辞职一事拖了下来。直到年底黄镇借福特访华的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他再干一两年，这件事才算平息。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等，借机谈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中美双方签署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还说：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并强调：我们两国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
6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当问到对福特总统访华的态度时，邓小平回答：我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口径和当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对尼克松访华的大致相仿，但其中缺少了期待。
谈话中，他还断然拒绝了一种“建议”，说：“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
10月19日到22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同他举行了四次会谈。在会谈中，邓小平着重强调：（一）中美之间有双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二）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从不僵硬。但如果灵活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三）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至于中国，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无求于人。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四）访华公报的重点在政治方面，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