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作者：肖健卿
总理关爱，天宝获释进京
4月17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在人大会堂接见四川全体代表时，与会的“8.26”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发现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的四川省副省长天宝未在座，便深感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们在赴京前，便已知道天宝在调至省里担任领导职务前，曾较长时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担任过州委第一书记、康定军分区第一政委。在四川“二月镇反”期间，便被当做是造反派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押解至康定召开大会批斗，被监管在康定军分区。一天晚上，与会的“8.26”派的代表从住地西苑旅社要了长途电话，由成都军区转康定军分区，询问天宝同志的下落，声明要找本人前来听话。对方突然接到从北京打来电话找天宝，甚觉诧异，经请示领导之后，只简短地作了回答：“天宝尚被关押，不能前来听电话。”
“8.26”派的代表立刻找到与会代表中新华社四川分社的王记者和孙记者，向他们讲述了与康定军分区通电话的详细经过。王、孙马上以《天宝目前关押在康定》为题，写了一篇内参稿件，交给记者站住西苑旅社的记者组。这一稿件连夜被送达编辑组交给我。我在处理这篇稿件时，担心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一时弄不清天宝同志就是桑吉悦希，便特地加写了他的藏名桑吉悦希，将文章刊登在《代表动态》上。周总理看到当即作出批示：请成都军区立即派人将天宝安全护送到北京。
康定军分区在接到将天宝“护送进京”的通知后，曾猜测是要将天宝当做“要犯”押解进京。加之康定至成都，路途有三百多公里，军分区的同志担心在长途跋涉中发生意外，特意将天宝化装一番，要他戴了大口罩、一副墨镜。为确保安全，还派出武装警卫班随行，由两名身佩武器的干部带队，始终不离天宝同志的左右。从康定出发前，军分区便事先电告成都军区，订好直达北京的飞机票。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便同两名“护送”的干部，乘机直达北京。
当天宝被“护送”到北京西苑旅社时，会议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衣服未换、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真像一副“罪犯”的模样，便很不高兴地对两位身着军装的“护送”干部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这两位干部闪着惊异的目光问道：“还要不要我们负责看护？能不能给我们写个证明之类的东西？”中央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用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天宝同志安全抵达北京的消息，通过总理联络员办公室派住西苑旅社的联络员，很快报告给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在人大会堂，便立即指示将天宝送过去。在人大会堂，总理对天宝说：“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把你也打成反革命呢？”转而又以劝导的口吻说：“不过，你一定要正确对待，要谅解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赶快回到西苑旅社，换换衣服，洗洗澡，理理发。”又叮咛说：“你被抓了，现在又到了北京，家里一定很不放心，快去给你爱人打个电话，告诉她平安无事。”
听到这些话，天宝同志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后来写文回忆道：“当时，想起自己原是四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奴的后代，1935年，17岁时，跟随经过家乡的红军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才脱离了苦海，过上了真正人的生活。参加革命队伍后，曾多次聆听过周总理的亲切教诲，切身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记得1949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住进了中南海。有一天，总理来到代表住地看望大家，突然在交谈中，发现我年纪轻轻的就掉了一颗牙，便关切地问道：‘你这颗牙是怎么没有了？’我回答说：‘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失掉的。’周总理立即说：‘牙都没有怎么行呢？快去镶上吧！’事后，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心想，反正不碍大事，忙啥呢？谁料，第二天，总理却派来工作人员，陪同我去镶牙……联想这些往事，我的眼圈红润了，眼眶里盈满了即将滚落的泪水，在心底暗自说：‘总理啊！你对我的关怀，我将终生难忘。’”
刘、张夫妇一步登天
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以胜利者、当权者的姿态返回四川，一时间，他们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坚决斗争的“事迹”，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铅印成章，广为散发。宜宾地区甚至连日上演反映刘、张、王、郭路线斗争“事迹”的川剧《宜宾风云》、《金沙激浪》，还有所谓连载小说《翠屏松》，对刘、张等人都分别加以劲松、青松等雅号。刘、张夫妇对四面八方拥来的赞扬、吹捧，欣然领受，还四处接受邀请，大讲自己当年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英雄”经历。
刘、张夫妇的崛起，也引起了同在“文革”中崛起的贵州第一把手李再含的青睐。他迅速派出记者和连环画作者，前往成都采访刘、张二人，准备在《贵州日报》上进行宣传。刘、张夫妇热情款待，亲自介绍情况，张西挺还手捧着《狱中日记》，声泪俱下地述说着自己的斗争事迹。来访者返回贵州，以最快的速度写出长篇通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报纸上登载。刘、张夫妇看到报道异常欣喜，专门派出三名“特使”，前往贵阳登门道谢。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刘结挺、张西挺双双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就在“九大”刚刚结束的一天下午，林彪偕同叶群来到代表团住地的京西宾馆，接见四川、云南、贵州的三省代表。林彪对在座的成员，自称是“熟人”的有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称作“不熟”的，主要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林彪指着刘、张夫妇说：“你们夫妻俩过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关起你们，也可能整死你们。”
稍停，林彪又说：“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当时的统计数），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多，比法国多，比西班牙多，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有人答：“近二千万。”林彪说：“相当三个贵州。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我们的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对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要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叶群在一旁补充说：“林副主席很关心四川，要抓好工作，不能互相撤台。”
当年能受到林彪的接见，应该说是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件了。刘结挺争先表态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的关怀！林副主席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接见我们，是我们夫妻俩的荣耀，也是四川人民、西南人民的荣耀！我们一定牢记林副主席的指示，把四川工作搞好，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