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作者：肖健卿
赵记者在乘火车赴宜宾途中，由于记者职业的习惯，显露出耐心倾听旅客的议论的神态，还不时询问一些问题，无意中透露出他是一名赴宜宾采访的记者。据赵事后分析，也很可能是宜宾军分区的同志，从来往电话中，得知他是乘这趟火车赶赴宜宾的，然后，向群众组织透露了这一消息。宜宾反对派群众组织，从派往火车上探听消息的人告之赵的情况后，便迅速作出决定：要将“总理派来的记者”先“请到我们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呼声’，同时也向记者显示一下我们的‘势力’”。
那天，赵记者刚从车厢的踏板上走下来，就见有人很礼貌地走上前来：“同志，你是不是总理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赵吃惊地回答：“我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到宜宾来采访的。”
听到这话，迎上来的人高兴了。他一招手，左右立刻拥上来四五个人，抢过赵的提包，拉着他的手臂，拥着往前走。那位接他的人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宜宾‘红色派’的，正想向记者反映我们的意见，请记者先到我们那里去一趟。”
赵一时摸不清底细，着急地解释：“我在成都出发时，已电话告诉宜宾军分区，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是否等我住下后再与你们约时间交谈。”
“不用担心，我们决不会伤害总理派来的记者，只是想向你反映一下我们的要求。”
他们不容赵再解释，架着他，走出车站，拥上了一辆小面包车。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载有赵的面包车却未驶向市区，而是经过市区，拐向了市郊蜿蜒盘旋的登山道。赵忐忑不安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对方语气和蔼地回答：“这是翠屏山。我们的总部翻过山就到了。”
汽车约摸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尚未完工的水库工地邻近的像是一家工厂的地方，车停在一幢楼房前。车上的人对赵说：“到了，到了，这里是我们控制的地区，你尽管放心，绝对保证安全。”赵被带到二楼会议室。刚一坐下，就有人端来了洗脸水，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赵松了一口气，他想，对方没有加害自己的意思，虽然他们的做法不妥当，但也仅仅是为了“反映意见”，于是，便温和地对他们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谈，谈完以后，还请你们将我送到宜宾军分区。”
室内围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一个说：“请你不要误会，也不要着急，我们出于无奈才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是所谓的‘反红十条派’，对中央为刘、张、王、郭平反实在想不通。听说总理派来了记者，我们信得过，就想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谈一谈。”
听到此话，赵说：“好。我们记者有义务和责任倾听各方面反映的意见。”
接着，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诉说刘、张、王、郭在宜宾地区名为反复辟，实为搞复辟的“罪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有的曾向原在宜宾采访的记者反映过，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信刘、张、王、郭的一面之词，作出了为他们平反的决定！”
听完他们的意见，赵对他们说：“作为记者，倾听你们的意见责无旁贷，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不得不向你们进一言，你们还应考虑中央作出决定的严肃性，有意见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但反映的方式也应有所讲究，注意策略和分寸……”
他们交谈至深夜，赵只好留宿在这里。直到第二天下午，宜宾军分区的同志才闻讯找到他，将他接回军分区，结束了这场“失踪”虚惊。
围绕刘、张问题两派激烈争斗
随着《红十条》的深入贯彻，成都“产业军”组织纷纷瓦解，人员也逐渐分流。自诩为革命“左派”的“兵团”和“8.26”派内部，也因为围绕对刘、张问题和对支左部队的某些做法看法不一而产生分歧。不多久，便从以成都东郊工厂为主的“兵团”派中，分化出另一大派，名为“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为“红成”）。这时，原本是“产业军”所属组织的一些群众，便纷纷倒戈加入“红成”。“红成”势力迅速增大，不到两个月，便达到了能与“兵团”和“8.26”分庭抗礼的程度。两大派观点对立，争辩激烈，以致互相抢占地盘，发展势力范围，频繁酿出以棍棒长矛，直至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从总体看，以省会为首的川西地区，保刘、张的“兵团”，“8.26”派的势力，较之对刘、张问题存有异议的“红成”派的势力要强，“红成”派处于劣势；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情况则有些相反。
1967年7月，王力、谢富治奉命去昆明、武汉解决问题，途经成都，他们分别接见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和省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同志。在讲话中，王力、谢富治严厉批评对“红成”派公开反对刘、张和对支左部队发生对立的某些做法，“红成”派不服，而“兵团”和“8.26”派，更趁机频频向“红成”派发起攻击。“红成”派在不利的形势下，组织了一千余人前往北京请愿，其中还“邀请”支持“红成”派的年已75岁高龄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同行。“红成”派上访代表到达北京后，被安排住宿在北京沙沟红卫兵接待站，他们强烈请求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7月中旬，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电话通知记者站，要求记者站派人一同前去听取“红成”上访代表的意见。记者站派我前往。我与总理联络员于7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个半天，在“红成”派代表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情绪异常激烈，声言：“成都要打仗了，快要爆炸了！我们‘红成’战士在流血牺牲，请求中央赶快救援！”其中的主要意见，就是对刘、张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强烈不满，对支左部队不能“一视同仁”也颇有微词。他们强烈要求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由于武汉突发“七·二○”事件，中央领导一直未能安排时间接见他们。“红成”派滞留北京的上访代表，于8月19日深夜，采取了惊人的行动，企图以此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晚，他们分兵一路，派出二百多人，直闯中南海西门，要求向中央陈述他们的“苦难”，与前来劝阻他们的中央警卫人员发生冲击。他们高喊：“‘红成’战士在流血！”与此同时，他们又派另一路人员，翻越中直招待所的东墙，将监护在里面的李井泉、廖志高、杨超“绑架”，声称是将“走资派揪出来批斗”，与警卫部队发生冲突。他们一面骂战士是“保皇派”，一面动手殴打警卫战士。战士崔永刚当场被打成脑震荡，送往医院治疗，还有16名战士受伤。
他们的过激行动引起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关注，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只允许他们留下160人作为代表，等待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其余的人动员回成都。“红成”派代表照办了。总理、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于9月26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总理规劝他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讲联合”，要“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他们冲击中南海、绑架省委领导人的错误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并没有表示要追究，只要求他们做到“自己的疮疤自己揭开”，自己“承认错误”。
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了，问题并未解决。“红成”派上访代表返回成都后，随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的相继倒台，“红成”派与“兵团”、“8.26”派在刘、张问题上的矛盾也更为激烈，两派的武斗冲突也随之由川西发展至川东。在宜宾地区，围绕对刘、张保与革的问题的争斗，一直较之其他地区炽烈。随着王茂聚、郭林川返回宜宾掌权以后，支持派的势力猛增，反对派一时势单力薄，纷纷撤出宜宾，部分人员沿着长江东下至泸州、重庆等地，联合当地反对派的势力，与宜宾地区支持派的势力对抗。以致发展到以后，产生了王茂聚、郭林川以保卫“宜宾突破口”为名，发枪武装“民兵”，采取所谓“武装治泸”的行动，从而，使整个四川两大派的武斗愈演愈烈……
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邦”相继倒台，刘、张夫妇也随之被免除职务，接受人民的审判，从而也就结束了他们在四川地区叱咤风云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