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作者：肖健卿
宜宾“突破口”的由来
1967年初“天府之国”的省会成都，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处于一革一保互相争斗的炽热状态：坚决拥护西南局和省委领导，认为大方向正确的群众组织“产业军”，正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坚决向西南局和省委领导造反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为“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简称为“8.26”），经过“二月镇反”，许多头目被关押，下属组织纷纷瓦解，则处于不利的逆境。依照当时的看法，那时是当权者大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在此情况下，“兵团”和“8.26”的人员纷纷前往北京告状、申诉，求援的信件也不断寄往北京。原四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其妻子、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也在这时前往北京。他们带领当年同受“株连”的地、局级干部，住宿在北京某高校内，不断向“中央文革”递送信件和材料，要求为当年的“冤案”平反，认为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与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就是四川和宜宾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月下旬的一天，记者站编辑组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用铅笔批示“摘登简报”的群众来信，交给我处理。那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向党中央领导呈报“文革”情况的刊物，主要是两种：一是《快报》，一事一报，以动态为主，每天有多少就出多少期；二是《文化革命简报》，内容较为集中，文字较长，反映时间性不很强的问题。这封群众来信有几千字，以谈问题为主，历史跨度较长。我细看这封来信，抬头写的是“王力同志并转中央文革”，落款署名是“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时间为“1967年3月16日”。该函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写至“文化大革命”，叙说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郭（林川，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之间的所谓五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纵观全文，“反复辟”是主调，也指责李井泉与牟海秀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刘、张、王、郭是何许人也？从第一线记者到记者站的编辑部，对此都很陌生。但此件是王力亲笔批示摘登简报的，我仔细看过后，便着手摘编，经反复推敲后，以《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为题，刊登在1967年3月26日红头大字的《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以及有关中央领导部门。毛主席在第二天深夜，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4月1日，四川宜宾地区的各方代表汇集北京，在人大会堂，召开了由周总理主持，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参加的第一次解决宜宾地区问题的会议。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调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一个反映宜宾问题的材料，提出要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因而也就有了这次会议的召开。”第二天（4月2日），王力来到记者站，向当时抽调回京集训的部分记者讲话时，从表扬记者站所做的工作出发，谈到毛主席的批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宜宾问题的简报，批示要马上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中央也计划从此突破来解决。”4月3日，继续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总理主持，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参加的解决宜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4月4日，中央准备为刘、张案件平反，解决四川宜宾地区问题。紧接着又通知四川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的各派代表，汇集北京西苑旅社，并于4月17日，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总理主持，康生、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姚文元等参加的接见四川各方代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夕，王力又特地将毛主席批示的田禾的那封原信，从记者站要了回去，在上面再加批示：“全文编四川材料之一，并从此编下去。”记者站按照他的批示，又特地编印了一个左上角冠以《四川材料》的内部参阅刊物，呈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5月7日，继续由周总理主持，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领导接见四川全体代表的会议，当众宣读中央制定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紧接着又于5月13日和16日，由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连续两次接见重庆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各派的代表，解决重庆的问题（5月16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至此，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便宣告全部解决。
中央会议之后，刘、张、王、郭返回四川，宜宾地区支持刘、张、王、郭的“红旗派”便在自己主办的小报上，醒目地刊登出《“突破口”上红旗飘》的报导，以显示他们的正确。在这以后，宜宾地区两大派发生激烈武斗。“红旗派”进而喊出“保卫宜宾‘突破口’”的口号。从此“宜宾突破口”的提法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川。
四川《红十条》的产生
《红十条》是党中央1967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内容为十条。公布之后，《红十条》便迅速传遍四川广大城乡。那时，随处都可见到这样醒目的大标语“坚决拥护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谁反对《红十条》，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十条》的产生，是与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次会议期间，无论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四川全体代表，或者四川各地区的代表自行召开的大小会议，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下几个主要内容进行的：一是揭发、批判所谓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责他们是西南和四川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揭发、批判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二月间介入支左后，将群众组织“兵团”和“8.26”打成反革命组织，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三是，揭发、批判“产业军”群众组织参与“镇反”，揪斗对立群众组织成员，把他们统称为“四川地区最大的保皇派！”
在整个会议期间，一位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因在支左中分管四川的“二月镇反”，使军内外的群众组织成员大量被关押，处于被告、受批判的地位。我记得4月17日人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的全体大会时，当这位副司令员走到中央领导同志席位旁的麦克风话筒前去回答问题时，会场上便此起彼伏地爆发出强烈地口号声。面对如此情景，他握着话筒的手发抖了，说话声音低微。待他刚一开口，会场上又有人高喊：“不许狡辩！”这时周总理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双手上下急速摆动，连声阻止大家：“请大家安静，不要打断他的发言，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当这位副司令员把话讲完，周总理再一次站起来说：“我们要相信解放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欢迎人家改正错误。一旦中央指出问题，要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会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的！”尽管中央领导的一再保护，在四川代表们住地的西苑旅社，这位副司令员一时成为了大小会上的批判对象，他常被许多地区群众组织的代表，“勒令”按时前去“回答问题”。
会议延至5月6日，正当人们等待中央作出决策之时，突然从四川成都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成都的“兵团”和“8.26”派组织与“产业军”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继5月4日，成都“兵团”和“8.26”派摧垮川棉厂“产业军”重要据点后，5月6日，又联合行动，发起了对成都“产业军”组织势力最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的冲击。在此情况下，132厂的领导以保护工厂安全为由，发枪武装“产业军”，从而酿成了当日下午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