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作者：肖健卿
被扼杀的正确报导
中央召开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期间，记者站便觉得必须立即派记者前往宜宾，及时反映情况，便通知驻点就近的四川渡口市（现为攀枝花市）的记者王、杨迅速赶赴宜宾。4月3日，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也曾当众宣告：“四川宜宾地区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我们派有记者到宜宾，你们返回去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及时向他们反映。”记者赶赴宜宾与周总理的讲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
王、杨乘火车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达宜宾，他们一下火车，就看见站前竖立着一排排的大字报栏，被灯光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急迫了解宜宾情况的心情，驱使着王、杨前去观看。一张署名“红旗派”群众组织（支持刘、张、王、郭一派的造反组织）的大字报，清楚地写明，中央已派《红旗》杂志记者杨某某、《解放军报》记者王某某，前来宜宾调查了解情况，支持革命的“红旗派”。他俩的名字，其中一人有一个“焴”字，比较生僻，但大字报上却写得丝毫不差，而且对他们谁是哪家报刊的记者也准确无误（因工作需要，当时记者站的记者都持有《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与新华社的记者证，以便根据情况需要灵活使用）。王、杨心中纳闷，他们人还没到，消息却如此准确地传播开了。但令他们担心的是，如此做法，无形之中，就会把他们推向“红旗派”一边，其后果就会不利于他们在采访中与各派群众组织的接触。
担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到后的第二天，“红旗派”所属组织的人员，便蜂拥而来向他们反映情况：诉说他们如何受压制，遭到“走资派”和“红色派”（反对刘、张、王、郭的一派群众组织，也有简称为“思想兵”）的打击。这样的“包围”持续了好几天，王、杨着急了。最后，他们决定，一人“留守”，应付“包围”，另一人走出去，采访持有其他观点的群众组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4月22日的下午，一批老红军、老干部主动登门向王、杨反映情况。他们情绪激动地指着王、杨问：“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当时王、杨都穿军装）是解放军就要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接着，这些老同志便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述说刘、张的许多问题。有的控诉刘、张把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打成“右派”，放到五粮液酒厂劳动改造，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李鹏病死解剖时，肚里没有见到一颗粮食，尽是酒糟；有的揭发刘结挺是如何采取手段让张西挺当选为宜宾市委书记的；有的拿出刘结挺读过的《毛选》说：“看看上面他的批语，他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几个女老红军甚至跪下说：“你们是解放军就应该向毛主席反映这些情况!你们不反映，我们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有的老红军激动地拍着胸脯说：“我敢担保，如果让刘、张、王、郭来治理宜宾，不用一年，宜宾就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在这以后，王、杨除继续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之外，还专门翻阅了有关刘、张、王、郭案件的材料，与当时能找到的知情人进行交谈。越深入了解越使他们对刘、张的问题产生怀疑，内心也渐渐地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为刘、张平反是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还能不能据实反映情况，唱反调？！他们考虑再三，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中央派出的记者，背负着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重任，应该义不容辞地能使民情上达，不管后果将会怎样，都应该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上反映。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写出名为《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迅速寄往北京。因担心在宜宾写此稿，会被群众组织发现产生意外，便由王一人返回成都撰写。王临行前，对杨说：“写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你再考虑一下，如愿意署名，我们就共同署名，如不愿意，我就只署自己的名字。”杨听后，语气坚定地表示没有任何异议。
《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于4月底寄到北京记者站编辑部，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还在进行之中。我看到这一稿件时，猛然一惊，仔细读过，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我拿不准是否编发，立即请示编辑组和记者站的领导。领导反复研究，并与我共同商量，一致认为，此调查报告还是不发为好，也不要向上呈送原件。这样做，为的是对处于第一线记者的保护，避免因此招来“灭顶之灾”的后果。在商量此事时，我们还联想到不久前，王、杨记者曾发回题为《中央解决宜宾问题后宜宾两派的反应》的报导。稿件的标题虽为两派的反应，但从内容上看，反对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较为具体，措词也较为尖锐；而对拥护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却写得较少，显得气势不足。但这是一篇应该及时向上反映的报导，我看稿后，几乎没有修改就编好，打出了清样。编辑组和记者站的领导反复递送清样，难以作出是否刊登的决定。正当踌躇不定时，编辑组的领导接到电话通知，要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接见活动，站领导便决定将稿件的清样面呈王力，听取指示。深夜，编辑组的负责人从人大会堂返回，立即传达了王力的口头指示：“这个稿件根本不能登，记者的看法有问题。要告诉记者注意反映支持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情况。”随后，王力立即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送来一些有关刘、张、王、郭几个主要案件的摘要，还有张西挺在北京某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狱中日记》等等。联系这一情况，也促使我们决定不编发《刘、张何许人也？》一稿的决定。此时，记者站的领导决定从宜宾第一线的记者中抽出王记者返回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参加尚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王记者从宜宾赶回北京，当他看到调查报告既未刊登，又未呈送，不由双眉紧锁，欲言又止；而当他看到中央批示的刘、张、王、郭问题的《文化革命简报》时，更是茫然难解；再听到王力的有关指示以及送来的诸多有关刘、张、王、郭问题的材料，他哀声叹气，心底透凉了。
我很理解王记者此时的心情，便劝导他说：“事已如此，只好听其自然了，如果再坚持，只会自找苦吃，挨批犯错误。”王记者在屋里来回踱步，无奈地摊开双手对我说：“我们记者太无能为力了，今后，我恐怕难以再到宜宾去采访了！”
后派《红旗》杂志记者“失踪”
王记者是真的无法回宜宾了，便暂时留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但这时宜宾只留杨记者一人，显然不行，便决定由成都记者组增派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采访的赵某前往。谁料，他刚出发不久，北京就接到了他在赴宜宾途中的火车上失踪的消息。
赵记者从成都赶赴宜宾，是在5月12日，刚好宜宾两派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武斗，秩序混乱。那天，他本该是下午4点多钟到达宜宾，但火车在途中一误再误，迟至晚上8点多才到。原驻宜宾的杨记者，第一次到火车站没有接到。当他第二次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到达十几分钟，旅客正蜂拥着走出车站。杨着急地在车站出口处等候，眼看旅客逐渐少了，直到最后一个走出，他又多等了一会儿，仍不见赵的踪影。他着急了，立即返回住地（宜宾军分区招待所），挂通长途电话向成都记者组询问，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赵乘坐的就是这趟火车。
杨从当天深夜等至第二天凌晨，仍然不见赵的踪影。他立即请成都记者组电话转告北京，报告赵在火车途中失踪的消息。当天，“中央文革”以办事组的名义，电话告之成都军区，请他们迅速指示宜宾军分区，马上派人找回赵记者，要求确保记者的人身安全。
根据当时宜宾地区的形势，宜宾军分区和杨记者分析，赵很可能在火车途中，被“红色派”挟持转移，因为他们急于想向记者倾诉意见，反映情况。为了以防发生意外，宜宾军分区还是迅速派出人员分赴两大派组织询问、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