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胡耀邦主陕纠“左”
作者：唐 非
他还每次都要提到打人的问题。他说，一些地方在运动中打人，连文化单位也开打。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
当时一些人特别热衷整生活作风、生活细节，特别是“男女关系”问题，使不少人为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受到很重的处理。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就是有关系嘛。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那么封建，那么庸俗，那么低级趣味呀。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他说：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他说，晓得是哪里刮来的这股妖风！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
眼看春节来临，在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气氛中，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都会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胡耀邦说，“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的时候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了。
1月28日省委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他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极其关注所谓“投机倒把”问题。他在同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
1965年的春天，陕西人民感到了多年未有的心情轻松甚至舒畅。由于“四喜临门”，春节开禁，生活又有了些指望和乐趣。人们巴望着渐有好转的局面巩固下来并且继续发展，而不要再有反复。
胡耀邦却因为双开暂停、抓人暂停、夺权暂停，再加上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六个暂停”，而被人冷眼紧盯。
安康布政
春节一过，胡耀邦就动身前往陕南安康地区，到各县去深入考察。
在这之前，他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2月5日，大年初二，胡耀邦带着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就登程了。他们翻越雄伟的秦岭，直奔安康。
安康地区在陕西省南端，汉水中游，与湖北、四川接壤。从2月5日到12日，八天时间里，他们跑了安康地区十个县里的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七个县。一路上，像往常一样，胡耀邦坐在汽车前面，吸着纸烟，一面观察陕南山川形胜，沿途田土状况，路上行人衣着，一面思考着向各县了解些什么，布置些什么。有时候路过生产大队，他停下车来，去找干部聊上一阵。晚间，还要同随他一同调查的地委书记交换意见。一天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他就在灯下看县志，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又匆匆上路，下去。
在各县，情况最为复杂的，要同大家反复讨论、商量、说服、甚至辩论的还是对干部的处理问题。当时每县都有相当一批干部被“双开”，甚至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检察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成员。受处理的原因则有“包庇坏人”、“翻案”、“大搞封建迷信”、“挪用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生活特殊化”、“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查问和分析，明显看出相当多数是定性偏重，有的则是强加的罪名。比如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实际情况核减了基层干部的经济退赔；所谓“大搞封建迷信”，是指盖房子上梁贴了红纸。对于过重的处分，胡耀邦态度很明确，必须降下来；而方法上，他坚持同大家充分商量。有人说，解放以来就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结果这么多人出问题；现在再宽，以后他们还会重犯，到底啥时候严？也有的站起来直接同胡耀邦顶撞。胡耀邦大度地微笑着说，你们左，我有点右是不是？他还表扬顶撞他的人说：这位同志不赞成我的意见，他同我公开争论，这很好，我们大家商量讨论嘛！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最后胡耀邦请地监委逐一研究，拿出意见。
在同基层干部接触当中，胡耀邦发现他们程度不同地、但是较为普遍地心里揣着一个“怕”字：怕犯错误。因此不敢放手工作，不敢接近犯错误的人，不敢负责，开会不敢大胆讲话，这不敢那不敢。因此所到之处，他都鼓励大家一定要丢弃这种精神状态，泼泼辣辣地工作。他说，讲过来讲过去，就是要大家往前奔。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总向后看，那怎么行？要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不要缩手缩脚。
当时春耕大忙在即，胡耀邦感到最紧迫的、也是他最焦急的，是得赶紧把生产搞上去。他之急于要解放干部，也是要使大批干部不再纠缠于过去，卸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他说，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不好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哪，明确不明确？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他说：“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他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为着使农民有点现钱收入，胡耀邦提出要把农村“赶场”组织起来，把集市贸易恢复起来并且搞活。当时农民把自留地产的红薯、黄豆等等拿到集市去卖，通通被当作投机倒把打击。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曾经提过这个问题，现在到下面发现，阻力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他再三强调，不要把投机倒把和农民的互通有无混同起来，真正的投机倒把要打击，集市贸易要保护。他说，不能卡得太死。卡得太死，一来增加困难，二来不能互通有无，三来不能刺激生产，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至于农民的短途运输，当时被说成是“中间剥削”。胡耀邦说，短途运输是一项辛苦的体力劳动，这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钱，而牲畜又是由驾驭者喂养，谁剥削谁呢？他还说，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