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胡耀邦主陕纠“左”
作者：唐 非
此时胡耀邦思绪万千，激情难抑。他感到对运动和生产的主要问题都酝酿得比较成熟，近日省里各县正在开多级干部会，有必要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方针政策性的东西，向省委通通气，以指导全省工作。2月13 日晚，他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至14日凌晨2时写毕，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冯基平，当即分别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签发省委办公厅以电话会议转告到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包括学习和讨论《二十三条》要抓住精神实质，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搞烦琐哲学，学习和讨论到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转到讨论今年的生产问题上去。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消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四条，我们就不会犯什么“左”的错误，也不会犯什么右的错误。
不料三天以后，这四条就惹出了大祸。
“四条”闯祸
2月14日，胡耀邦离开安康，西行取道汉中返回西安。当天下午，他经过石泉来到西乡县。西乡属汉中地委，是省的社教重点，集中了工作队员八千多人，省委文教书记在这里蹲点。当时，汉中的社教运动中，对“民主补课”，即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成份问题有不同意见。省委文教书记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则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定的地主、富农平均已经占到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以上，西乡已占到七点九，符合毛泽东规定的百分之六、七、八的指标，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胡耀邦听了张军的汇报以后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汉中地委的意见是对的。随后，他在向西乡县委和工作队人员讲话时，特地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补定成份，要讲策略。可戴（地富帽子）可不戴的可以不戴；可划可不划的，可以不划；更不能采取升级（原为富农的升为地主，原为中农的升为富农）的办法。
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还是一下车就研究工作，上下午分别同地委副书记彭彬和王希侠研究了农业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晚上又同汉中县部分支部书记座谈，直到深夜。还未及休息，忽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电话语气严峻：
“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使胡耀邦着实吃了一惊。他百思不解，这四条是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提出的，有什么错？如果不同意这四条，可以径直告诉他，为什么还要把中央抬出来，这中央究竟指谁？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第二天上午，胡耀邦本着组织上服从的原则，立即给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翻案风”问题。为了尊重西北局的意见，他在后来经过的几个地县，也就不再讲在安康所讲的那些内容，而是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5日，胡耀邦经过整整20天风尘劳碌的调查考察，回到西安。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不久就向他袭来。
一回来，胡耀邦就看到第一书记留给他的信，又一次说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他随即同赵守一、冯基平、章泽、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的意见，后来又听了一些下去的干部的汇报。他总的感觉是，只要注意掌握，不会造成多大问题。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一点都不知道，就在这几天里，《电话通讯》一案已经闹到北京。原来，西北局第一书记在见到《电话通讯》后，立即印发给西北局书记并常委，接着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中央办公厅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了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那个“四条”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第三天，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2月27日，胡耀邦又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第二封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由第一封信的“可能”，变为“肯定”。同一天，彭真也打来电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胡耀邦“注意一下”。这使胡耀邦感到了紧张，脑子翻腾起来。2月28日下午，他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因为不仅有胡耀邦2月14日的《电话通讯》，还有赵守一于2月17日为落实《电话通讯》而提出的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也被西北局指责为“翻案风”。事涉两位书记，大家出言格外慎重，所以会议开了四个半钟头，直到晚上。胡耀邦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决定向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
会后，胡耀邦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检讨了“干部四条”的“片面性”。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耀邦同志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然而这个通知极快的回应，不是来自基层，而是来自西北局。西北局批评：这个通知没有彻底否定“干部四条”，没有明确指出胡耀邦的错误，只作了修补；通知发出前也没有报送西北局审查，对西北局不尊重。
这个动向表明，事情还要发展下去。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0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也就是胡耀邦主政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
作为西北局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对这样的安排事先却全然不知。但他已经看出了，这个会显然是冲他来的。第二天，胡耀邦去见西北局第一书记，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刘澜涛十分平和地肯定胡耀邦到陕西以后，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