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胡耀邦主陕纠“左”
作者：唐 非
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不能理事，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分别主持党委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实际上西北区候补书记王林起着重要作用。胡耀邦同王林交谈时，王林向他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表现很右。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介绍，使胡耀邦悚然感到了陕西情况的复杂。
为了充分而准确地掌握陕西的情况，胡耀邦仍然从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他了解到，从西北局起，就十分强调陕西这里“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因而说这里阶级斗争格外激烈。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尤甚。据统计，1964年逮捕六千四百余人，拘留五千余人，平均每天捕三十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六百六十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四千五百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百分之七十六。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九千五百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胡耀邦不能不忧心忡忡，思虑百端。但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义。关于社教运动，胡耀邦出语谨慎。他没有对运动的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他说，看来捕人多了点，“双开”多了一些，夺权打击面宽了一些，因此他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社教争端
两个星期以后，1964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返回北京，出席于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请参加会议的各地党的领导人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胡耀邦也被请出席。后来这次会议实际上开成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听到的一些意见都不满意，他要求大家“冲口而出”地讲话。胡耀邦听了毛泽东的号召，连续写了几个晚上，最后在12月24日完成了《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在这份九千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又说：“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胡耀邦未曾料到，他那《走马到职报陕情》，讲了那么多陕西社教中的问题，特别是直接报到了毛泽东那里，也使西北局和陕西省某些决策人大不舒服，从而埋下了不尽的争端。
力挽狂澜
会议一散，胡耀邦就马不停蹄，于1月17日回到西安。
按照他的安排，次日，1月18日，就在丈八沟招待所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一方面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和气概，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的“左“的表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纠偏的政策思想。
他说，由于社教运动中的偏差来自于思想上的偏差，即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了“三个暂停”：抓人上，除现行反革命和民愤极大者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几个暂停还是对的。”他提出，对“集中训练”即变相关押的人员不要虐待。把《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了，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这怕什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老婆孩子的问题嘛。不让他回家过年，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他激愤地说：我们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他进一步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在哪里呢，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说，我们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早就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他说，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因此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大家向前看，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见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比如某地土改是否彻底，争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他这一番讲话，无疑会把参加会议的省、地、县领导干部的头脑搅动得翻腾起来。它太具挑战性了。以前认为是最革命的做法，他否定了；长期坚持的只能如此的观念，他推翻了；长期习以为常的是非标准，他颠倒过来了。他的论调同陕西干部过去一直听惯了的论调大不一样，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事后，胡耀邦拿着他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去见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把稿子留下，后来也没说什么，胡耀邦认为是得到了肯定，便放手做开了。
胡耀邦一面参加省委工作会议，一面又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各界人士中去，亲自宣讲《二十三条》。每到一处，他都要着力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什么是大是大非问题？这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派？就是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他说，不能用那些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去冲淡、转移、干扰大是大非问题。但是，“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说，有些地方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他说，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