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胡耀邦主陕纠“左”
作者：唐 非
5月31日，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那种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上来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安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念。作完报告之后，胡耀邦就有意回避，在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让大家敞开讲话。
没有料到，会上光是讨论检讨部分，就用了十二天。但与在西北局开会不同，绝大多数干部说，胡耀邦来陕西，虽然只几个月，却成绩很大，开创了新局面，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检讨是诚恳的、深刻的。也有的认为检讨得过了头，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摇摆”？我们都赞成《电话通讯》，我们都摇摆了？少数人，特别是省委、西北局几个人和省级部、局长和地委书记几个人，认为错误严重，检讨得很不够。由于“干部四条”已经有了个了结，他们不再谈这个，而是又翻出“三个暂停”等等，否定省委一月工作会议，批判胡耀邦不抓革命、不抓阶级斗争，检讨“画龙没有点睛”，“睛”就是“右”、“摇摆”。由于两种意见格格不入，会议就这么拖下去，越开越松散，一些地委书记和专员说：麦子熟得黄腊腊的，人心急得火烧火燎的，还要我们在这里消磨时间，不如早点散会，回去收麦子。看看会议气氛不对，省委文教书记以决战的姿态站出来，以《我们必须分裂》这样一刀两断的题目，发表了长篇发言。他指责胡耀邦不同意“政治上摇摆”的说法是对抗西北局和杨尚昆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号召大家同胡耀邦“分裂”。
本来胡耀邦是期望会议以“报告提纲”为基础，求得大家在认识上能有一个基本的统一，然后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搞好当前工作。但现在竟然这样纠缠不休，他也忍无可忍，决心把憋在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据理力辩。6月11日，他在一一六次常委会上作了一篇包括八个主要问题的发言。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说明他虽然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但是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没抓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等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一些、向中央要点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种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往‘纲’上提。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把局部的、一时的因而也是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顺着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不宜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标签，这是有害的。”
胡耀邦作过申辩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两个月后，胡耀邦的这个申辩发言，又被西北局作为翻案书而横遭挞伐。
5月下旬在起草《报告提纲》时，“秀才”班子里有的人对西北局如此整胡耀邦愤愤不平，给中共中央写了长信，反映胡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对陕西的积极作用，反映西北局为打击胡耀邦而采取的不正常活动，请田家英转递。后来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信件“已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
在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关切地问道：“我听贺老总（贺龙）说，这个地方整人哪！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了一下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
省委六月会议一散，胡耀邦就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碍于叶剑英这层关系，只好顺水推舟。6月20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两百多天，其中工作一百多天，挨批一百多天。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运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缺席批判
胡耀邦回到北京养病，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
7月13日到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讨论社教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会议被有意识地插进了占很大份量的揭发批判胡耀邦的问题。
会上，有人要出席会议的陕西省长李启明提出胡耀邦的问题，遭到李启明的拒绝。他转而授意陕西省委工业书记出面揭发。与此同时，正在兰州指导现代戏会演，同这次会议毫不相干的文教书记也被请到会上作揭发发言，他揭发胡耀邦同他私下里谈话时议论过刘少奇什么什么。如此这般，会议达到沸点。8月2日，传来了西北局书记处指示：有同志在31日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揭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要另外时间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到了8月中下旬，再兴高潮。8月16日，省委常委召开127次扩大会议。文教书记强调会议“要一开始就谈八条（指胡耀邦的八条申辩书）”，“要点名批判胡耀邦”，“会议要画龙点睛，要上纲”。会议开了几天，转为128次常委扩大会，扩大到每个地、市委来两个书记，省级部、委、厅、局都要有主要负责人参加，到会的人一个个都要表态。8月23日，128次常委扩大会开幕。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的秦越人后来记述这次会议时说：“与会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然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言不由衷，不讲导演要求的‘要害’；有的大帽子下面空洞无物；有的重复别人讲过的意见；有的保持沉默，雷打不动；有的公开为耀邦辩护，如西安市副市长颜志敏说：‘把耀邦比作赫鲁晓夫，恐怕不实事求是吧！’”
此时胡耀邦正在北戴河疗养，他看到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才知道省里又在对他批判。他当即写了一封申诉信，委托同在北戴河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转报中央。8月25日，杨尚昆指示“不要进行缺席裁判”。其后，中共中央鉴于胡耀邦再回陕西事实上已很困难，10月间，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调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到任后，即被要求召集会议，“肃清胡耀邦的流毒”。稳健的霍士廉推说需要熟悉情况，没有采取行动。
1966年2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各种“左”的腔调一浪高过一浪，省委工作会上批胡的调子也越来越高，胡耀邦的问题已被说成是“两条道路问题”、“反社会主义问题”，有的人还竭力要给他加上反刘少奇、反彭真的罪名。会上还把胡耀邦和一直支持他的赵守一、李启明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文化大革命”狂潮掀起以后，北京揭出了“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就成了“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其间西北局、陕西省委曾经起草了一个《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其中说：
胡耀邦同志于1964年11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从此赵守一、李启明被关押起来，同时还株连了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都遭受了长期的批斗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