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任新民:呵呵。因为过去各种项目都比较小,比如打一个导弹,也就是发动机、火箭、还有一个弹头嘛,一个单位就可以干了,技术负责人有一个人就行了。到了“331”通信卫星,系统就多了,如果各部门都各说各的,那怎么办?技术问题不一定让一个人掌握,但是你得让各个部门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往前走啊!所以有人就给领导出主意,说搞一个工程总设计师。本来国防科工委可以在本单位内部找人干的,但是科工委好像一时找不出适当人选,总不能叫科工委主任去干这个事啊!而且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就找了我。实际上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弄,是我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两人弄,他支持我。当时新建的东西很多,所以那是我最忙的时候。我经常一连大半年在外面跑,忙得不得了。因为下边几个系统都有各自的总设计师嘛,比如火箭系统有个总设计师,卫星系统有个总设计师,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我了。
  要想把通信卫星送上3万多公里的高空,必须有推力强大的运载火箭。因此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制造大推力火箭的关键。
  氢氧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当时全世界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只有美国和法国,两国为研制它都耗时10年以上。由于氢氧发动机技术复杂,且风险极大,所以许多国家既对它梦寐以求,又望而却步。
  中国在此之前发射的所有卫星、导弹所用的火箭发动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发动机。因此,是否研制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
  记者: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是不是遇到的阻力最多?
  任新民:对,是这样的。
  记者:当时让您特别为难的是什么?
  任新民:逼得很紧。
  记者:您指的是时间很紧吗?
  任新民:不只是时间,做的时候也很困难啊。出了好多事儿,第一颗火箭上去的时候出事了,到第二颗才打成,你想想这紧张到什么程度啊!而且搞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支持你,有一些人不支持你。
  记者:不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氢氧发动机非常难做吗?
  任新民:是怕做不出来。一开始还出过不少事儿。
  记者:出过什么事儿?
  任新民:爆炸、烧,还有人受伤啊。
  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致使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10人受伤。
  正是这一事故导致在上报给国防科工委审批的纪要稿中,将常规推进剂发动机定为第一方案,而把氢氧发动机方案列为“另一种方案”。
  当时任新民正在日本访问,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当天晚上便赶回北京,直奔国防科工委大院,敲开了副主任马捷的门。
  他恳切地对马捷说,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都可以发射通信卫星,但氢氧发动机要先进得多。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搞得出来。
  记者:当时您为什么要力主搞氢氧发动机呢?
  任新民:这个东西当时在火箭技术里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但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它对于火箭来说,能提高运载能力,现在航天飞机用的也是液氧液氢发动机。如果当时我们不弄,现在就弄不起来了,因为外国人有了,上级就不让你弄了,而是让你买了。现在你自个有了,就不一样了,反过来外国人就可能要买你的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上一个台阶吧。
  记者:所以您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任新民:对。中国走到这个地步,肯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意见。不过这种事,归结起来还是一条,就是领导人要有决心。因为它要动用很大的财力,要动用很多的人力,还要取得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单位做不到的,也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老讲两条,第一条就是领导人的决策、决心,这是首先的;第二条就是各个方面的支持。
  在任新民的坚持下,氢氧发动机的方案终于被列为“第一种方案”,常规发动机则成了备份方案。
  由“另一种方案”改为“第一种方案”,一字之差,决定了中国氢氧发动机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前途。
  1983年5月,氢氧发动机全系统试车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法国后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为“长征三号”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1月29日,携带着“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数据显示,火箭只将卫星送到了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并未达到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既定目标并未完成,而故障就出在任新民一直极力主张的氢氧发动机上,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颗通信卫星是不是还采用氢氧发动机呢?许多人开始持怀疑态度。争论再次开始。
  记者:在您的记忆当中,为一个事情或为一个研制的项目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哪一次呢?
  任新民:哪一次都激烈啊!没有哪一次是问题一次就讨论完了的,你这次按这个计划做了,下一次出毛病的时候,反对派马上就又来了。就是那个“331工程”,第一发失败以后,也还可能上不去的,直到你最后全部成功了。但实际上即使全部成功了,后来也还出过事的。这就跟历史一样,历史已经过了,看看还不错就行了。
  记者:做航天工程的专家们是不是都会有一种很倔强的性格?
  任新民:正好相反,你还得用人家呢,还得想法子听从别人的意见呢,重要的还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恐怕比坚持自己的意见更重要。
  1984年4月8日,改进后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卫星送上36000公里高空,卫星成功定点在赤道上空,首次对通信、广播电视等信号进行传输。
  “长征三号”火箭也因为首次成功使用氢氧发动机,被外电誉为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同时“331工程”创立的“设计师系统”,开创了中国航天领域的总设计师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航天事业中。从这个意义来讲,任新民可谓是中国航天“总师”第一人。
  “331工程”之后,任新民的思考进入到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早在1978年6月,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做学术访问。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在东京一家饭店用餐时,任新民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包围了,日本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让人上天?
  相隔不到两三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还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1984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第一次发射失利后,在西昌查找原因的任新民在和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聊天时,记者问了任新民一句话,把当时的任新民问住了。
  任新民:1984年1月发射“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发射活动,好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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