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者都去了。失败之后，正好是春节，大部分记者都回去了，上海《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没有回去，我说你怎么过节也不回去呢?他说我一定要看看你们失败了以后再怎么弄，结果我们开会什么的他都去参加。没事的时候他跟我聊天，问我，你们这个任务完了以后下一步干什么?哎，他这话真把我问住了，我还真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他又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准备到月球上去啊?我那时候想，月球可能暂时还不会上去，那个难度太大，所以我就跟他说，可能要搞就搞空间站。那个时候看，这个还是比较可能做到的。从那以后，我就稍微动点脑子想这个事了。
记者：从那时您就开始考虑航天的战略发展问题了?
任新民：稍微考虑一点，也不能说考虑，因为我还有那么点条件，跟领导接触，还可以吆喝吆喝，开个会，大家发表发表意见，造点声势。
记者：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应该做什么?
任新民：航天不外乎这么几种问题，一种是航天技术本身，比如火箭、卫星这一套东西；再就是航天的应用。但是我讲，航天真正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国防，你要讲其他的应用的东西，除了通信卫星以外，其他的卫星都赚不了钱。所以搞航天，我个人的想法，还是从国防考虑。但最终还是根据国家情况，适当地发展。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是由您最开始提出的，那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那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是航天部科技委主任，我们在秦皇岛开了一个会，就是提出这个事。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苏联、日本、印度和欧洲国家的重视。各国相继把目光投向了航天技术。
在人类所有的航天活动中，载人航天是最令人激动的，但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探险尝试。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都曾经把自己的宇航员送上了太空。
中国航天的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任新民开始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您最开始提出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认为载人航天的发展有哪些意义?
任新民：从民用的意义上说，围绕地球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从军事上说，它的价值更为突出。总之，它进可以促进国防，退可以搞科学研究，有利民生。这是从国家的需要来讲的。就航天本身来讲，没有这种大的工程带动，航天下一步的发展很困难。当时实验的条件那么多，人员那么多，假设这个时候你不干活，再隔个十年，实验室旧了，人没有了，你再想干还要从头来，那你费的劲就更大了。而且你没有大的任务，人员培养不出来，所以必须有一个实际的锻炼，特别是锻炼一支队伍。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国务院秘书局通知：明天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任新民在这次汇报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为什么要从多用载人飞船起步，而不是采用航天飞机，并论述了中国已具有的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
五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了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报批件的批示，签收单位是航天航空部，在批示上留下了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中央领导的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门立刻着手研究载人飞船的研制分工。
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从最早提出载人航天到1992年工程正式实施的十几年里，围绕这一举世瞩目的大工程，航天专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争论。
记者：我知道在载人航天工程初期的讨论过程当中，曾经在关于搞航天飞机还是搞飞船的问题上有过争论，当时您是什么观点?
任新民：最早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最好像航天飞机那样，将来什么人上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国家的飞机研制水平太差。很简单，假设要做飞机，光是一个起落架我们就做不了，这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比一般飞机的起落架还要难得多。后来又发现，我们搞航天的，对飞机知道得很少，水平、经验也很少。现在看来搞飞船是对了，最简单，钱也花得比较少，要是航天飞机的话，研究时间可能很长。现在连美国人都说他们搞航天飞机搞错了。
记者：我看到过您自己说的一段话，在载人航天工程刚刚开始论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说好事多磨，先下一点“毛毛雨”。这话听起来，好像您对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启动，它的艰巨性以及所要经历的过程似乎是有些担忧，担心做不起来?
任新民：不是说要先造舆论，而后要得到很多人支持吗?最重要的还是国家领导人的想法。
记者：是不是你们都会觉得，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筹划，然后有了一个机遇，由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来决策拍板。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只要不断地呼吁就可以了?
任新民：对，也只能这样做。你要带动这个任务，必须要花很多钱，你要花钱，就必须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然后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也得考虑啊。
记者：其实在航天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研制和发展当中，科学家、专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和最终实施的决策的意见有可能是矛盾的，包括您个人提的意见，也可能和最终实施的是有矛盾的，在这样的时候，您一般的态度是什么?
任新民：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
记者：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做实验呢?
任新民：那就各人讲各人的嘛。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里面，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利害问题，真正纯技术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利害问题就不同了，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都要考虑，每个人的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他考虑问题就不一样啊。
记者：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选择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任新民：假如你负责这个事，那当然就是你来决定了。如果不是你负责，那你就没办法了。
记者：即使您当初是反对的，之后也会执行?
任新民：那当然了。定了以后，即使你原来是反对的，也得放弃自己的意见啊。但是一般来说，不管什么分歧的意见，一个实验下来马上就统一了。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任新民代表航天部作了关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并带去了1：10的载人飞船三舱方案模型。中央专委成员经过讨论最后作出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在载人飞船工程论证中，任新民一直坚持倡导和坚持两项重大的建议，一项是轨道舱留轨利用；另一项是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太空站。
1992年9月1日，在中央专委会上，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子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从1956年五院成立开始，应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所有发展过程您都参与和经历过了。
任新民：基本上都经历了，只不过有的时间早，有的时间晚，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
记者：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您觉得航天最辉煌的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当然是现在最辉煌了。
记者：您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任新民：航天嘛，我想，就是一句话，举世瞩目，就是全世界都注意这个事。为什么叫举世瞩目呢?因为我发现，不管中国搞个什么事，只要是航天的事，你一弄外国人马上就注意了，就是很简单的事儿，他也把它弄成个大事儿。中国航天的一举一动，外国人都看着这儿，盯着这儿，所以我就叫它举世瞩目，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注意中国航天的发展?
任新民：他们注意的不是技术，而是中国现在航天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
记者：您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任新民：未来嘛，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假如涉及到国防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生存问题，它的价值是不可言说的。假如不涉及这个问题，只是用于科学研究，那就得很好地权衡国家的力量，充分利用好现在的资源，包括人、设备、各种社会条件。现在这些资源不利用它，会对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要有一个很好的决策。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张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