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1985年起，他一直担任国防科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航天行业评审组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又被该院聘任为理事；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他参与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创建、发展的全过程，撰写、审查了大量的科技报告和型号研制技术总结。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为液体火箭发动机、运载火箭以及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研制成功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他在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荣列其中。
从哈军工到国防部五院
1927年底，任新民毕业于安徽宁阳小学。1928年春考入安徽省宣城第四中学。同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宣城冒埠暴动失败，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暗下决心：走科学技术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1934年任新民高中毕业，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卢沟桥事变后，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5年6月，公费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故乡。
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当时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您所期待的是什么?
任新民：干一点事儿，为国家干一点事儿，没有其他的想法。
记者：中国的国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处于非常机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进入其中呢?
任新民：我到上海不久，就刚好遇到华东军区在上海招一些老的兵工技术人员，还招一些老师，我就到华东军区去了。后来陈赓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又到了哈军工。以后我又被调到国防部五院。这之前，我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学规划的讨论。我参加的那个组，实际上是两个单位合并的一个组，一个是航空，一个是火箭，实际上就是导弹。组长是钱学森。那时我是在哈军工教火箭武器，实际上就是讲固体火箭——喀秋莎。
记者：您和陈赓在哈军工接触交往中，对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任新民：他很明白怎么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时也不太好弄，当时找教授都是我们从北京打电报在全国各地找的，很多人不知道哈军工在哪里，到了北京，一听说在哈尔滨，很多人都不干了，要回去。那时的教授顾虑非常多，而且当时知识分子也很自由，想不去就不去了。陈赓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而且他讲的话都能够说到大家的心上去。
记者：我看到过一些回忆当年情况的文章，说中央领导问你们中国可不可以搞导弹?您跟钱学森，还有一些科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1955年的时候，您还给中央写过一封信。
任新民：对。
记者：您在信里主要讲什么呢?
任新民：记不清了，好像就是提出要搞火箭。那个时候还没叫导弹，就是火箭加控制系统这么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有V2导弹，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地控导弹，所以建议中国也应该发展这个东西。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懂的也不多。
1955年，任新民等三人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看过建议后，请方毅与钱学森研究此事。
当时的中国，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公开宣称，他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不久，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提出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3月，国家组织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特别强调发展原子弹、火箭、喷气技术等新兴技术。任新民参加了第37项，即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制定工作。这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一份关于喷气与导弹火箭技术的发展蓝图。
195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国火箭和导弹的研制。6个月以后的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调到那里。当他来报到时，这里才只有两个人。
记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就决定一定要自己搞导弹。那个时候，作为专家，你们的信心有多少?
任新民：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也不懂。
记者：谁是专家呢?
任新民：我也不知道，可能没有什么专家，除了钱学森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其他人当时都不懂这个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工业条件。因为这个行业同一般行业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行业，从材料、工艺到各种各样的元器件，一个研究单位做不出这些东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个系统，做这个东西。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记者：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帮助?
任新民：就是苏联人来的时候不光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武器，而是随着这个武器，带来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发动机，需要焊接，而焊接的焊料还得从冶金开始，如果他们不带这个东西来，我们这些教授哪儿能一下子就知道做什么焊料啊。所以，我们就得找搞治金的、搞材料的，这么一来，光是发动机，就带起好几个行业来。通过这样的带动，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了，要不然，这个工程要花很长时间。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苏方进行谈判。这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历时35天之久。
1957年12月下旬，任新民接受了一项极度绝密的任务——到中国最北部的边境小城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