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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访谈
作者：本刊记者
《长征行》的特点：力求熔见闻、知识、论理于一炉的活的信史
记者：《长征行》在图书市场看好，除了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这个大背景外，是否与《长征行》本身的写作特点也有关系，您能否谈谈在构思该书时着力要展现哪些特点？
石仲泉：《长征行》的特点，一些评论者大抵都谈到了，凡细心读它的同志也都会感觉得到。如果说，一些书评是从客观效果的视角讲的，那么我就从主观意图来谈谈这个问题。在写作该书时，我着力突出以下六点：
一是“亲历性”。书名叫《长征行》，这就决定了它的定位。即它是我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论，而不是一部完整的长征史，尽管它对了解完整的长征史会有帮助，但决不能画等号。如果按照一部完整的长征史来要求，那就有不小的差距。因为“亲历性”决定了了解得多的多写，了解得少的少写，不了解的就不写。长征是“3＋1”的长征，即三个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我主要走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长征路，既走得多，也了解得细，因而《长征行》以写中央红军的长征历程为主。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大抵走完，但了解的程度和搜集的资料不如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因而在书中反映得次之。再次是红二方面军（前期为红二、六军团），走得不完全，了解得比红一、四方面军少些，书中反映的篇幅少于前两者。红二十五军走得较少，反映的就更少些。所以，《长征行》对“3＋1”的长征，反映得可能不是很均衡。这是就总体布局而言。再则，对反映长征的具体的人和事，也是坚持“亲历性”原则，没有考虑是否平衡，这就可能引发有的讲得多些，有的少些，有的则没有等问题。同时，坚守“亲历性”原则，还有一个强于其他书的优点，那就是多了一些感性的写实，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有具体叙述，对长征的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草地的千难万险有切实的体验感受。因而，《长征行》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不是抽象的、说教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有情节的，能生发出历史现场的动感，使所论之问题有一定感染力。
记者：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石仲泉：二是史论性。《长征行》是历史书，但不是纯粹的历史叙述和资料堆积。胡乔木同志、胡绳同志一直强调写历史要有分析,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长征行》就试图在这方面作点努力。当然，论不能太多，点到为止，起画龙点睛、提精气神的作用。比如，在第四章“通道会议：历史转折系列会议的序幕”中，根据基层党史工作者对通道会议的评价，引发出评价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讲了三个结合：即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具体的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又如，在第十四章“大渡河横铁索寒”，对到那里旅游的大学生不相信红军一天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的事迹，发了一通议论，想到用现代物理学的“场”来解释和平环境与战争年代，人的能量爆发的巨大差异；犹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是分属两个“场”的道理。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人迸发的巨大能量是常态下不可能想像的，正如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定律难以理解一样。因此，有的年轻人以和平环境的常态，是不可能理解在战争年代那种非常态下红军战士创造的奇迹的。《长征行》在需要发议论之处多少都发了点议论，有史有论，增加书的波澜起伏感。
记者：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石仲泉：三是情节性。胡乔木同志对写党史书有一个基本要求：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写得比较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长征行》试图按照这个要求来尝试，着力以下四个方面：
（1）将历史过程发生的原委和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叙事有本有末，展现历史过程的完整性。这一要求基本贯穿全书。
（2）注意重要历史事件的场景描写，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在“茫茫草地生死行”一章中，我着力对草地的自然状况和红军过草地的异常艰难情形：怎样行难、食难、暖难、宿难，作了比较翔实的描述，从而让读者实实在在地感到地狱般的茫茫草地，是红军长征所经历的由自然界设置的最大艰难险阻，穿越草地是“生死临界一星期”，走出草地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人间”。
（3）尽量记录所了解的感人故事。全书记录的这类故事不少，比如，湘江之战中陈树湘师长，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而牺牲的故事；二渡赤水时，贺子珍分娩白沙村的故事；邓颖超过草地7天7夜没进一粒粮食而倒在牲畜圈的粪尿中的情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遭受磨难，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对党的信念坚贞不二的事迹等。
（4）努力捕捉历史细节，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这是史书情节性的一个方面。走长征路，我时刻留心于此。2004年10月听说红军经过湘南汝城，邓颖超将自己的棉被剪下一半给房东御寒的故事，半个月后我考察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来到汝城，终于找到了“半条棉被”故事中房东的后代，详细了解了“半条棉被”故事的具体情节。2003年10月在陕西志丹（原名保安）县参观刘志丹纪念园时，发现有王明的题词：保安荒城角，抔土志丹陵；百战身殉国，千秋骨亦馨；寒风创哨志，遗恨史留青；倚枕诗成泪，深思愧后生。这是过去未曾与闻的。书里的这样一些细节，也增强了可读性。
记者：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
石仲泉：四是知识性。读书就是猎取知识，读党史书，除了猎取党史专业知识外，还希望能获得相关知识。但是，不少党史书（这里不包括党史“正本”之类的出版物，那类煌煌大著另作讨论），不注意这一点，只能满足前者，不能满足后者。因此，《长征行》在这方面着墨较多，使它富有较多的知识性。为了使之成为一个特色，作了一些努力：
（1）介绍地名、河名、山名的由来、所在方位、自然地理面貌和历史沿革。每到一个地方不耻下问，查找地方志，将不清楚、不准确的加以纠正，使之有根有据，不是信口开河。
（2）介绍地方风土人情。红军长征沿途经历了14个省一百几十个县，40多座大山，近110条江河，地理山川情况异常丰富，风土人情的历史底蕴十分深厚。这方面的介绍有助于开阔视野，了解红军长征的社会学内涵。
（3）介绍民族宗教、语言译意。红军长征经过苗、瑶、彝、回、藏等10多个兄弟民族地区。对这些地方除了需要了解风土人情外，还要了解其民族特点、宗教礼仪、服饰习俗、语言汉意。这是我过去的知识盲区，走长征路也是这方面的一次“扫盲”。我过去就不知道，藏族还分四个支系：卫藏（蕃巴，在西藏大部分地区）、康巴（大多在昌都和甘孜）、安多（多在甘南、青海一带）、嘉绒（多在四川阿坝，以农耕为主），语言习俗均有差异，同是藏话，彼此还听不懂。这对我来说无比新鲜。《长征行》就我所了解的知识尽量作些介绍。
记者：《长征行》还有什么特点吗？
石仲泉：还有两个特点。五是趣味性。当然，这不是为趣味而趣味，也是围绕主题展开的，实际上是另一类知识性。比如，我在参观茅台酒厂时，对三渡赤水过茅台红军是否用酒洗澡洗脚的传闻作了考察。茅台国酒文化城现代馆里塑有陈毅与黄炎培关于此事赋诗唱和的蜡像。黄氏当年为批驳国民党报纸诬蔑红军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之事，发表过《茅台诗》：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首诗对时政有讽刺意。陈毅知道此诗，解放后在南京以茅台酒宴请黄氏。两人赋诗对酌。陈毅口占“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金陵重逢饮茅台，为有嘉宾冒雪来。服务人民数十载，共祝胜利干一杯。”黄炎培依韵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民服务共一杯。”黄陈的唱和已传为历史佳话。书中的叙述算是一段插曲，但没有脱离主题，既有助于提高阅读兴趣，也能加深红军三渡赤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