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长征行》访谈
作者：本刊记者
石仲泉：六是学术性。这涉及这本书的定位问题。我对《长征行》的定位目标是：力求熔见闻、知识、论理于一炉的活的信史。为此，坚持这样几条原则：
（1）主体性。既然是史书，就要以写史为主，尽管它不是一部完整的长征史，但要将亲身体验的那部分长征路反映完整，在书中占主要篇幅，作为本书的主体内容。可以说，前五个“性”，都是为学术性服务的，围绕学术性展开的。《长征行》要成为信史，就要坚持学术性的主体地位；它要成为“活的信史”，就要在前五个“性”方面下功夫。
（2）严谨性。怎样成为信史？就靠“严谨”二字。“活的信史”的“活”是为“信”服务，以“活”强“信”的，而不是乱“信”的。无论是党史事实还是历史知识，无论是新鲜见闻还是名人逸事，只要上了书的，都要言必有据。治学与治书是一回事，治学是治书的神韵，治书是治学的载体。严谨性既体现治学的求实求是态度，也体现治书的社会责任感。
（3）求实性。这是严谨性的一个必然结果。《长征行》对不少史实经过考证后，改变一些通用的旧说，采用新说，使其更为准确。比如，对“长征”一词的来历考，本来最初是采用经我审读出版的《陆定一传》之说，但后来看到山西《党史文汇》有一文讲此事，于是去查找《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终于找到红军总政治部的布告中确有“长征”一词。用此材料，将目前关于“长征”一词的来源说提前了3个月。又如，过去讲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损失，都说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经过考察了解到，这不准确。湘江战役的实际损失是3万多人，而不是5万多人。
（4）客观性。党史问题包括长征史，都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长征行》不可能不涉及这类问题。比如，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所谓“密电”、三军大会师的地点等问题，我尽量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将我的道理和态度讲清楚，主张换位思考，逆向思维，求同存异，不简单地做“判官”。
（5）探讨性。《长征行》既然定位为学术著作，也提出一些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比如，在“遵义会议”那章，一是对王稼祥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提出疑问；二是对一个时期被认定为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的陈云手稿提出商榷；三是对党史研究出现的两种倾向提出看法，这些都属于学术探讨问题。此外对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和会理会议为什么要批彭德怀，在泸定会议上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为什么自告奋勇提出去白区工作等问题，都作了一定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研究者们共同探讨。
《长征行》的新识：与时俱进，创见迭出
记者：从上面介绍可以看出，您对《长征行》倾注了很多心血。您在《长征行》中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
石仲泉：我历来主张“著书立说”不可分，“著书”就要“立说”。“述而不作”是一种写法，我不反对。但更倾向于既要“述”，又要“作”。在《长征行》中，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些新的观点：
一是长征历程的“五阶段”论。我经过对红军长征路的考察，加深了对长征丰富内涵的认识。首先，如前所述，长征是“3＋1”的长征，即三个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其次，长征的目的地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将陕北作为落脚点是到哈达铺后的事，不是预定方案。再次，长征经历了三方面的严重斗争，即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惊心动魄的搏斗、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对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斗争。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长征的两年历程呈现出若干阶段性。这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2）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同年6月两河口会议；（3）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同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4）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至同年10月胜利抵达陕北；（5）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记者：过去讲长征很少作这样的阶段划分。对这个观点，研究长征史的专家们可以进行研讨。第二个新观点是什么？
石仲泉：二是战略转移的“四个区分”论。一个时期，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的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我通过对赣南苏区的考察，感到这段历史的确很复杂，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因此，提出要作“四个区分”：
（1）要将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原因同作出长征的决策加以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但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就不能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因此，不能说在那种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是错误的。
（2）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的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红军长征是作了一定准备的，派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进寻找红二军团等，都应视为进行转移所作的战略性准备。但就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问题没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事前都未与闻，因而高层领导大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是事实。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有些准备工作是在7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确实很仓促；搞“大搬家”，是违背大转移军事常识的。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3）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最初，选择沿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行，无可非议。中央红军比较顺利通过前面的封锁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转移途中，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继续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错了。因为在红六军团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责令桂军加强湘江戒备，大筑碉堡，并调动数十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红军要强渡湘江，等于自投罗网。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在湘南杀回马枪的建议，彭德怀也提出掉头北进，插向湘中，威胁长沙的建议，但均遭博古、李德拒绝。他们顽固坚持中央红军在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这就不能不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遭致惨重损失。过去对这个区别注意较少。其实，这是博古、李德错误的一个重要症结。
（4）要将红军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挫折同苏区人民对长征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加以区别。不能以红军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在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途中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长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事实上，没有苏区人民的参与和支援，长征根本不可能进行。就赣南苏区言，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10万多人，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其中兴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达1.2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1公里，就倒下一个兴国籍战士。
记者：您作这样深入的辨析，确实有助于澄清人们对红军长征的一些认识。长征史研究，要作这种辨析的工作还不少。第三个新观点是什么呢？
石仲泉：三是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由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修改，引发了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特别是开发红色旅游后，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旅游牌，其争论愈趋激烈。经过这些年考察，我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只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这里有一个掌握标准问题。我以为，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还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还有各自的长征出发地，因此，它更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