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长征行》访谈
作者：本刊记者
记 者：听说《长征行》在今年七一前后北京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已名列前茅，不少报刊在选登书中的一些章节，上海《解放日报》从7月底已开始连载。您有何感想？
石仲泉：真没想到，《长征行》这本书能博得广大读者青睐。当初出版时，并没有这样看好。据说，今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宣传红军长征的图书有上百种，琳琅满目。不少书都写得不错，各具特色。我长期从事思想理论和宏观党史研究，《长征行》是我转入微观党史研究的开篇之作，也是对如何写党史进行的一种尝试。
《长征行》的写作：既要上“论山”
攀高，又要下“史海”游泳
记者：您是怎样想到要写《长征行》的呢？
石仲泉：我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10多年了，感慨良多。在领导岗位时负责抓业务部门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对我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动嘴不动手，进行业务指导抽象地讲讲应当怎样、怎样，而不去管具体如何操作，这比较超脱、主动、自由；二是既动嘴又动手，不仅作“场外指导”，还要上运动场当队长，带头运动，具体操作。这样很累，但不这样很难达到理想要求。作为学林中人，我选择了后者，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和编写中去，跟大家一起操作。这对于我来说（不是指其他人），就要实行研究和写作重点的三个转变。
记者：哪三个转变呢？
石仲泉：第一，从“论山”到“史海”的转变。我是学哲学的，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前半段也是以研究思想史、理论史为主。在负责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编撰工作时，还没有感到把握历史事件的困难，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又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工作，并具体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工作，对党中央、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还熟悉。但是，在具体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不熟悉民主革命28年历史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开研讨会讨论修订稿时，对不少具体事件如何表述，我很难发表具体修改意见。这就促使我决心下“史海”游泳，尽管党史资料浩如烟海，也要去啃啃重要的党史资料，取得“话语权”。这些年，可以说一方面继续上“论山”攀高，另一方面则主要下“史海”游泳，在某些领域初步地实现了第一个转变。
记者：您怎样实现第二个转变的呢？
石仲泉：第二是从宏观党史到微观党史的转变。因为我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又专攻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因而对宏观党史和与之相关的微观党史还有发言权，但对更多的微观党史则不甚了了。党的文献研究与党史研究、人物研究与事件研究是经线和纬线关系，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党史研究室工作，对我来说，既有一个从经线研究到纬线研究的视角换位问题，还有一个要熟悉大量的微观党史问题。所谓“史海”，主要是微观党史之海，那是无涯无底的，探海有探海之乐，乐趣无穷。但若不会游泳，就会陷进去，难以自拔，被“史海”的浪涛吞没。因此，要学会游泳术，既要沉得下去，又要浮得上来。对我来说，主要是沉下去的问题。《长征行》算是下“史海”游泳的一次习作吧！
记者：您要实现的第三个转变是什么呢？
石仲泉：这就是从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的转变。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对我来说，不存在没有党史形象问题，因为那些主要的党史事件、重要的党史问题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有的甚至有亲身体验。比如，反右派运动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发生在我们班，并且是与我同宿舍的同学，反右派斗争的情景历历在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参加了当年北大、人大组织的人民公社问题调查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的河南农村进行调查，一讲到那段历史，脑海里就浮现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现场情景。只要经历了那段历史，就了解它的大背景，因而把握起来很踏实，能拿定见。当然，不是说，凡亲历者有那段党史的实际形象，就能写好党史。此外，还有一个如何把握的问题，这就需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客观无私的公正立场。否则，也不能正确地反映那段历史。这里，既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排除私心杂念、无私无畏问题。实事求是，讲真话，秉笔直书，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还要有一个营造讲真话和秉笔直书的祥和环境，使研究者没有顾虑。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消除这方面的障碍。有了这些条件，具有形象党史的亲历者是能够写出为广大读者所认可的信史的。要声明一下，我这样强调亲历者和形象党史，丝毫不是说非亲历者和缺乏实际的党史形象者就不能写好党史。事实上，有些年轻学者的党史著述写得相当不错。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亲历者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其便利的条件；非亲历者通过其他途径能把握实事求是，因而也能写出好书。
记者：您没有亲身经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党史，这是您提出“走走党史”的一个动因吗？
石仲泉：与这有关吧。我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部分党史缺乏亲身经历，所熟悉的党史资料都是从档案和其他文献中获得的，这些资料中尽管也有一些细节，但对我来说仍是概念性的、间接的。看了这些资料，也会形成构想的形象，且其构想的空间很大。但这样的形象是虚幻的、飘忽不定的，本质上是概念性的，不像我经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事件的形象，那是具体的、实在的。目前，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少。如果不去作深入的党史考查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书，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少，可读性差。在《长征行》的前言中，我讲了我的具体感受和提出“走走党史”的原因——“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作研究，有感受和体验，与没有感受和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我不是提倡经验主义，只是强调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和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走与不走，大不一样。……一般的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这里讲的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并非作为普遍要求加以推广。前面已指出，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因此，我再次强调，上面讲的三个转变，仅仅是讲我个人的体会，而不要求或针对任何别的人。
记者：为了在《长征行》中体现上述三个转变，您作了哪些准备呢？
石仲泉：那就是在“史海”中游泳，广泛地搜集长征史资料和地方志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我查阅的重要资料在《长征行》书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作了论列，约150本。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访问了一些老红军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还同所到地方的负责同志和党史部门的同志作了大量交流，这算是“口述史”资料。但是，仅仅根据这些“口述史”不能进行写作。因为长征历史过去了60多年，记忆再好的人也免不了会发生差错，对其他情况的介绍也是如此。因此，要认真查阅文字史料，将两方面资料对照研究，综合各种因素来作判断。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具体问题，往往要查两三天的材料，非常费时间。但是必须这样，直到查清楚为止。所以，《长征行》字数不算很多，但花了三年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