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长征行》访谈
作者：本刊记者
石仲泉：四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论。通过考察,我认为，讲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能孤零零地只讲遵义会议的作用（尽管这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应当看到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一系列会议的重要作用。我很欣赏恩格斯的著名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湘江战役后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会理会议，共七八个之多。这一系列会议，形成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段历史链条上的一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当然，作为每个历史环节的作用是不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次之。遵义会议不是一般的“分力”，而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分力”。它起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分力”，是其他任何会议都替代不了的。因此，对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要讲两句话：一是要说明系列会议所起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重要基础；后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决定性主导。
记者：第五个新观点是什么？
石仲泉：五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两个“奠基礼”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般都讲直罗镇战役举行了奠基礼。我在“走走党史”后形成一个新的想法，即当时的奠基礼，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甚至更为严重。当时，国民党军对陕北正在实施第三次“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的副军团长刘志丹也关押起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到吴旗，得悉陕北红军正在搞肃反、刘志丹和几百人被关押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被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全部被释放，宣布平反，恢复工作，从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中央纠正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 基礼”。
记者：您的这个观点有助于推动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长征行》一书还有什么新观点？
石仲泉： 六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五大贡献”论。过去一个时期，对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讲得很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就是在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作重点考察后，才深切感到过去的研究和宣传相当失衡。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我初步地归纳了五点：
第一，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其历史作用应充分认识；这是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
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军两大主力在小金会师后，四方面军除给中央红军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外，还调拨了３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这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如雪中送炭。
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一样，在所到之处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政策。他们还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成为非常著名的“红军石刻”。这些石刻标语，现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第四，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这些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小金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后来几经周折，到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居多。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这充分说明，红四方面军是忠于党的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
记者：您讲的这些看法，很有新意。您的“走走党史——长征行”确实收获颇丰。祝您保重身体，“走走党史”取得更大成就。
石仲泉：谢谢！我也祝《百年潮》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