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
作者：张锡昌
为了避人耳目，富尔返国途中未按来程路线取道香港，而是于11月5日从昆明飞仰光。他在法国驻缅甸使馆撰写了给戴高乐的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随后，他自己又在印度悠哉游哉地逗留了两周，以示他的亚洲之行并无公务在身。
两句话的建交公报
1963年12月12日，经戴高乐同意，德姆维尔外长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正式谈判。德博马歇按照戴高乐的指示，着重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其意图在于避免先行一步从而给人以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中方的印象。同时，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法国在中法宣布建交后不立即主动同台湾断交的做法。对此，周总理从原则的掌握到谈判的具体细节都作了详尽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和1月9日，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继续会谈。为了照顾法方的意愿，我方同意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对此，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方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法方则以默认的方式加以确认。在互换大使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担心，如台湾不采取主动断交步骤，导致中方变卦，到时不派大使，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最后，中法双方就仅有两句话的公报措辞取得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双方商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总共只有两句话的联合公报，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为简洁、措辞最为独特的建交公报，充分、生动地显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别具一格。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内阁成员无一缺席。当时，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部长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法中将建交的种种传闻，对内情尚一无所知。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法国内阁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中法双方对富尔访华使命严守秘密，但美国一开始就有所觉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或至少推迟法国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为所动。蒋介石当局风闻中法即将建交，于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乐，对此种传闻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戴高乐派前法国驻重庆大使贝志高作为特使前往台湾，递交复信。他确认，法中即将建交。蒋介石要求戴高乐推迟实施这一决定，法国不予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中方根据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骤，于1月28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戴高乐为了给中法建交更添声色，决定亲自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公诸于众，以期取得轰动效应。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法国此举的种种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义。他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筹建驻法使馆
中法宣布建交前，我方组成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代办的建馆先遣班子，我是成员之一。法方也任命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克洛德·沙耶为代办，整装待发。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仍赖着不走。法台关系的走向为各方所关注。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向法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还在欧、非、亚洲14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任代总理。姬鹏飞副外长带宋之光代办和我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嘱代办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
戴高乐不愿主动同台湾断绝关系，但也担心如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将打乱法中建交、互换大使的步调，从而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他试图通过某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挤走台湾当局的“外交代表”，逼迫台湾采取断交步骤。
1964年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手谕中指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采取同法国断交的步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政府按照中法建交三点默契的规定，也宣布相应地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从而为实施中法建交公报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按照小平同志“代办早日赴法”的指示精神，为了争取时间，建馆先遣班子于2 月14日离京赶赴巴黎。临行前，法方突然提出两国先遣人员的人数对等的要求。我方先遣人员原定八名，只得临时相应减少两名。从北京出发仅四人，宋代办、翻译汪华、机要员李琳和我。另有两名外交官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抽调，拟在伯尔尼会合。
从北京去巴黎，当时只有北线一条路可走。中苏关系虽已降至冰点，但北京至莫斯科航班照常运行。我们先遣人员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后，从机场直接换乘经布拉格去瑞士苏黎世的航班。然后从苏黎世乘火车前往伯尔尼。一上车，只见20多名记者已守候在车厢里，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中国代办前往巴黎，一时成为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新闻。
我们原计划在伯尔尼稍事逗留后即赴巴黎。不料，国内指示我们就地待命。原先法方曾要求中国代办先期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所谓“外交代表”。在“驱蒋”问题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法方改变主意，要求两国代办同时到达对方首都。法国人斤斤计较对等，使我们建馆先遣班子一直在法国大门口待命，直到2月23日才得以前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