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
作者：张锡昌
戴高乐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电文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驻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他强调，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富尔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资历深，地位高，是个不倒翁式的人物。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后，他没有像多数老牌政党头面人物那样退居反对派地位，而是竭力向戴高乐靠拢，并深得戴高乐信赖。他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亦不属戴高乐派，实际上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他偕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并受到毛主席接见。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头一个获此殊荣。加之，富尔对华友好，主张法中建交。第一次访华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书名为《蛇山与龟山》，这是借用了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他希望法中之间像蛇山和龟山之间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并主张法中建立外交关系。不用说，富尔是沟通中法两国领导人意向的合适人选。
当时，我是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当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同上次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出面邀请，以示此行系非官方性质。复电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我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携有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
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也给我们确定接待方针出了难题。富尔究竟以何种身份访华？负有何种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一时尚难判定。
10月21日，我同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奉命到深圳罗湖迎接来访的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经特许，我步入桥头，伫立在路障我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他们的身影。忽见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向我挥手。哦，他已经认出我来了！我也赶紧挥手示意。富尔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曾接待过他，所以他老远就认出我来了。这时，吴晓达也过来同富尔夫妇握手致意。
在来罗湖之前，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急需当面摸清底细，以利于中央确定对他的接待方针和规格。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我们总设法把话题拉回到他的访华使命上来。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他此次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而来的，其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的范围，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我，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从富尔夫妇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此行非同一般。当晚，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富尔对这种礼遇自然极为敏感。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觉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
那么，富尔何以从私人访问而变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后，我从法方档案中获知：早在1960年，戴高乐就想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动作。为此，他召见富尔，就打开对华关系问题征询其意见。富尔表示，他虽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主张承认中国，但目前采取承认中国的步骤的时机尚未成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是发展对华关系的一个障碍。戴高乐觉得富尔言之有理，只得等待和观望。
1963年9月初，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他说：“我曾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道：“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说，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独立的信息，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富尔还说，事有凑巧，他正好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再次访华的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乐就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当场商定，这次访华对外纯系私人性质。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会见戴高乐后，富尔电话通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抵华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于是，身负特殊使命的富尔，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曲折的谈判过程
中法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同富尔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富尔夫人作为富尔的助手，参与会谈。我有幸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全过程。
据我事后从法方档案中获悉，戴高乐于1963年9月26日就法中建交谈判曾给富尔书面指示。他强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为谈判定了基调。他要富尔特别设法弄清两点：为了实现法中关系正常化，中方对将来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立场；中方对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提出什么条件。“我们认为，保持（同台湾的）这种关系，是合乎我们的意愿的。更确切地说，是适宜的，即便必要时可以适当降格。”富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贯彻了戴高乐的指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