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
作者：张锡昌
法方安排宋代办住大陆饭店的总统套房。我们另五名先遣人员住五间并排的客房。机要室和机要员是重点保护对象，夹在中间；五间客房内部开通，形成连环，对外只有一个进出口，以利于安全保卫。
整天在饭店里生活，处处感到不便和别扭。我们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翼翼，连我们去餐厅，有时也有记者尾随而来。在饭店办公更是心神不宁，处处得防窃听，防窃照。谈工作不行，笔谈也靠不住，起草文件电报更须格外小心，机要员必须在一种特殊装置中操作，起草和阅读密码电报同样得在这种特殊装置之中。今天说来很有意思，这种特殊装置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仪器装备，而是用土办法在办公桌上搭起严严实实的保护罩。据国内有关部门介绍，这种土办法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真可谓“以土克洋”。当时，给国内的报告多半由我草拟。在这个“笼子”里耍笔杆子，别提有多别扭了，有时甚至觉得思路都凝固了，手也不听使唤了。于是，我只好倚在沙发上作闭目养神状，打好腹稿，再进“笼子”里奋笔疾书。
按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同法国断交后，原使馆馆舍理应由我外交代表机构迅速接管使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买下乔治五世大街11号房产作为使馆馆舍。房子不算大，不过地段不错。但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收回馆舍非短期内所能实现。一方面，台湾当局在断交时做了手脚，将馆舍名义上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该组织总部设在巴黎），而当时台湾的所谓代表仍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根据北京市政建设需要，一些原馆舍建在东交民巷的建交国家，均由我方统一安排到东郊新使馆区设馆，法国亦在此列。因此，法国有关当局也不想很快归还我国在巴黎的馆舍，以便在北京新建馆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这就为我们筹建使馆增添了难度。
巴黎房地产价格昂贵，且不易找到适合使馆使用的房子。大使三个月后即将到任，时间紧迫，可是馆舍乃“百年大计”，不能草率行事。物色馆舍遂成为先遣班子压倒一切的任务。经多方奔走努力，终于选中了坐落在巴黎西北近郊、离市中心不远的诺伊高级住宅区一幢带花园的独立三层楼房。内部装饰相当精致，不需修缮即可使用；客厅相当宽敞，加上房前房后大片草坪，足可举行大型招待会。房主原是一个意大利军火商，自杀身亡后，将房产留给他的美籍夫人。由于负债累累，她急于将房产脱手，结果以110万美元现款成交。当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结合那时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更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款购置馆舍尚属首例。足见国内对中法建交之重视。
在签了合同、付清房款后，正在准备移交房子时，突然节外生枝。房主受到美国方面的警告，如将房子售与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将不准她进入美国。女房主哭哭啼啼，怕回不了美国，不敢向我们出售。宋代办闻讯亲自前往，设法解除她的思想顾虑，同时强调，购房手续均已办妥，款也已付清，她如毁约，将要赔偿一切损失。经过反复说服，她终于同意维持原议，并取出香槟和宋代办碰杯庆贺。
为了防止有人捣鬼，宋代办迅速派人接收了房子，日夜看守。先遣人员全部进驻后，又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客厅一角有异常声音，原来是一个匆匆安装的窃听器露了马脚。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新中国终于在巴黎有了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
至于原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馆馆舍，经我方多次交涉，并最终在戴高乐亲自过问下，法国外交部终于在1967年3月20日将乔治五世大街馆舍交给中国大使馆。法国警察将占用馆舍的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员逐出门外。我们前往接收时，不免大吃一惊。这哪里像什么使馆馆舍，眼前是一片国民党狼狈逃窜的景象：纸片、书报散落各处；破烂家具横七竖八丢在房间和楼道里；煤块、炉灰撒得满地皆是。使馆人员轮流前去义务劳动，花了好大力气才算把这大堆垃圾清理干净。这也称得上是中法建交筹建使馆中有趣的一幕吧！经国内派人装修后，乔治五世大街11号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而诺伊的花园楼房改为大使官邸。
中法双方信守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的时限。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进程到此宣告圆满完成，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