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回首农村改革三十年
作者：刘荣刚
记者：刚刚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突出强调了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和长久不变。对此，应如何理解？
陈锡文：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和长久不变，我理解就是要稳定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仅不会变，而且承包期满后也不会变。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对农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一直在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走。1978年后，“大包干”逐渐推向全国。1984年中央首次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15年不变”。1993年又规定，在15年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1998年，在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安徽小岗村时提出，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30年后更没有必要变”。1999年1月开始实行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户承包土地的期限为30年。2003年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承包经营权。2004年、2005年，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2008年9月，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提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这一精神，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农地家庭承包经营“长久不变”。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并保持长久不变？
陈锡文：家庭联产承包制是3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最基本成果之一，也是发育农村新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此，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应当而且必须作为我国农村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之一。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99年3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经营体制。这个经营体制与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废除了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高度集中而又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由农户对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则主要是为农户的经营提供服务，组织办好那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因此，可以说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现行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基石，要稳定农村的基本经营体制，首先必须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同样的道理，动摇了土地承包制度，也就必然会动摇农村的基本经营体制。
记者：从我国农村改革30年的历史经验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它一经实行，就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在1985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多年徘徊局面，农村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对此有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看法，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利于农民对承包耕地的长期投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锡文：1985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农村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是当时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一个结果。当时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认识问题说。持此见解的同志认为，当时我国出现农业经济持续徘徊的局面，主要是政府领导和农村政策部门对农业重视不够，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造成的。二是利益问题说。认为当时我国粮、棉、油生产之所以出现徘徊，主要原因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成了相对独立的生产者，要按照市场价格的变动进行资源配置。但由于1985年国家对粮食取消了“超购加价”、实行了“倒三七”的合同定购混合价以后，使生产粮、棉、油的比较利益太低，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致农村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偏离农业，偏离种植业，偏离粮、棉、油的生产。三是产权关系说。认为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权尤其是地产关系不是更清晰化，而是更为模糊化了。由于地权界定不清，不利于农民对承包耕地的长期投入。四是服务问题说。认为当时农业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各有关部门及农村社区自身对农户的各项生产经营服务跟不上需要。五是性质问题说。认为当时农业中的主要问题，是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政府对农业生产控制的弱化。这些观点，可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对问题讲得不够透彻。因为归根结底，粮、棉、油是只有农民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离开农民这个主体，是难以找准并真正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利益问题说”。因为积多年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个公理，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处理得好坏，一般总是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好坏的先兆。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不单单是一个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问题，既有投资问题，也有价格问题。
记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得到了加强，粮食生产的综合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1995年以来，粮食连续5年获得好收成。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锡文：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正确的农业政策。主要是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1994年、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总的提价幅度达到102％；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等。这些政策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农业的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那几年，良种统一供给、地膜覆盖、间作套种，以及设施农业、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和农田机械作业等都有很大的发展，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1998年，谷物的亩产达到660.4斤，比1992年的579斤提高81.4斤，即提高14％。1998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92年增加15.7％，可以说主要靠的是单产的提高。三是那几年没有发生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全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1998年我国虽然发生了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但对农业生产威胁大的主要还是旱灾。那几年北方发生过局部性的旱灾，如1997年和1999年的旱灾，都造成了秋粮较大的减产。1997年北方的旱灾使玉米这一个品种就减产463.2亿斤，1999年的秋粮也减产近200亿斤，这说明我国农业抵御旱灾的能力还比较弱。而比较幸运的是那几年我国恰好处于丰水期，因此虽然使江河防洪遭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对粮食生产来说却是相对有利的。从那5年的情况来看，粮食的生产能力接近了10000亿斤（1995年至1998年这4年平均为9888亿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