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棠棣之华，相煎何急
作者：谌旭彬
“(曹)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干母有功。”
曹干5岁时曹操去世，故其生年为建安二十年，是年曹操60岁，可见曹干之母是曹操晚年极为宠爱的夫人。加上老来得子，更添欢喜。所以曹干之母替曹丕吹的枕边风理当十分奏效。
为报答曹干之母吹风之功，曹丕临终之际，立下遗诏，令魏明帝曹睿善加恩护曹干。
第三，化文学为政治。
三曹文章，建安风骨。曹丕亦同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一样，以文学见长。其所撰《典论》中如今仅存的一篇《论文》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却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曹丕致力于文学恐怕是醉翁之意，别有目的，并非纯为文学而文学。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下设五官将文学一职，用来网罗人才。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瑒等均出仕过五官将文学一职。借助此职，曹丕聚拢了大批文人墨客。表面上是谈诗作赋，实际上是在借文学之名，行政治之实。
除了竭力打造带有政治目的的文学沙龙之外，曹丕“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这些大规模的个人写作和集体编撰活动，同样也服从于其政治目的。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曹丕在《典论》中所写的《自叙》就可以切实地感受到。在这篇仅千余字的《自叙》中，曹丕将自己吹嘘到了无以复加能地步。试看：
“六岁而知射”；
“八岁而能骑射”；
“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
为了充分塑造出自己武艺高强的形象，除了如上所引自说自话大讲自己如何如何之外，曹丕还有些恬不知耻地进行举例说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曹昂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曹操，并非骑术不济。曹丕以兄长之死反衬自己的骑术高超，实在让人作呕。
除了长篇大论自己的勇武之外，曹丕也不忘了吹嘘自己的文化造诣：“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俨然博学鸿儒的气派。
作为《典论》中的一篇小小的《自叙》，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曹丕如此自吹自擂实在是不必，反而令人倒胃。
事实上，《典论》并非出于文学目的而撰写的。它的传播范围很广，据胡冲《吴历》记载，连远在江东的孙权和张昭也收到了曹丕寄给他们的《典论》及诗赋，据此可以想见，在曹丕的运作之下，《典论》在曹魏集团内的传播状况之盛。
只能如此解释：曹丕旨在借《典论》来塑造自己文武全才的形象，增强自己在曹魏集团内的影响力，为自己和曹植之间的储嗣之争增加砝码。
《皇览》的编撰也别有用心，顾名思义，这部书是提供给统治者(皇帝)阅览的。所以其中涵盖的不外乎儒家正统的治国安民的思想，这正好迎合了曹操希望自己的继任者深谙治国安民之术，继往开来，建立一个繁荣鼎盛的新帝国的愿望。
第四，对曹植“御之以术”。
“术”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是阴谋诡计。在和曹植争宠的过程中，曹丕多次使用了“术”。如一次曹操出征，曹植做了一篇洋洋洒洒、声情并茂、歌功颂德的文章并当众演讲。曹丕自知写文章不是曹植的对手，于是，扬长避短，另辟蹊径，“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成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此计与贾诩所授“朝夕孜孜，不违子道”之术异曲同工。
第五，借力于贤内助。
曹丕的老婆郭女士“有智数，时时有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郭后具体如何为曹丕出谋划策，已不得而知。但她作为一个妇道人家，替曹丕在“宫人左右”中做工作，自然是很方便，很有帮助的。后宫之中，许多曹丕不适宜出面的事情，郭氏都可以代劳，譬如结交曹操晚年的宠妾王昭仪，做母亲卞氏的工作等等。
叁
尽管曹丕竭尽全力，大搞宣传攻势，吹嘘自己文武全才，世所罕见，但曹操却更加看好曹植。这种偏重曹植的倾向在邯郸淳的归属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颍川人邯郸淳“博学而有才章”，书法一流，文才斐然，避乱客居荆州，曹操素闻其名。荆州内附，邯郸淳北归。其时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借组织文学团体的名义，行扩张政治实力之实。对邯郸淳这样的人才曹丕自然不愿放过，“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
曹丕以五官中郎将文学这一职衔的名义延揽“英儒”，培植自己的势力；曹植亦相对应地在自己的幕府中设有临蕾侯文学一职(如重臣光禄大夫郑裹即曾为临茁侯文学)。所以，在邯郸淳的归属问题上，丕、植二人展开争夺，互不相让，“会临茁侯植亦求淳”。
这件公案最后由曹操作为裁判，拍板定夺，邯郸淳被判给了曹植。待曹操有意立曹植为嗣的时候，邯郸淳“屡称植才”，曹丕深以为恨。
曹操偏爱曹植并非无因。长期以来，曹植都是作为一个才思敏捷的文学青年形象进入我们的脑海的，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曹植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破坏了我们对他的整体印象的构建。实际上，曹植本人亦是文武全才，世所罕有，而且绝对不是吹嘘而来。他与邯郸淳相见，“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日：‘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这场谈话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无所不至。邯郸淳归去，对别人慨叹曹植之才，谓之为“天人”。
曹植对自己军事上的才能颇为自信。《太和二年疏》中，曹植如此自述：“臣昔从先武皇帝南及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怀着这种强烈的自信，曹植强烈地希望获得朝廷的重用：“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孙)权馘(诸葛)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
曹操也对曹植的军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围曹仁于樊城，宛、洛震动，许都摇荡。当此危急之时，曹操“欲以植为南郡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曹)仁”。若非对曹植的军事才能抱有一定的自信，明哲知人的曹操断不会在这种危机关头如此调度，否则岂非玩火自焚?
在政治上，曹植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