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棠棣之华，相煎何急
作者：谌旭彬
建安十八年(公元215年)，年近60岁的曹操进位为公，正式在东汉帝国内部分茅裂土，建立名为“魏”的诸侯国。从这一年开始，曹操的储嗣问题才告别地下，浮出水面，光明正大地成为东汉帝国的一项重要和正规的政治事件。
具备继承人资格，先后出现在曹操视野里的储嗣候选人有4个：曹昂、曹冲、曹丕、曹植。
曹昂早死，其时为建安二年，曹操的事业正在起步阶段，尚未成为一方诸侯；曹冲死于建安十三年，年仅13岁，其时曹操基本统一北方，霸业渐成，开始在诸子中物色最出色的继承人人选。所以，具有实质意义的只有曹丕、曹植二人。
壹
和历史上众多因为昏庸而导致储嗣之争如汉武帝之流者不同，曹操桃起这场储嗣之争恰恰是因为他的明智果断。这一点倒和孙权极为相似。只不过孙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储嗣之争的背后另藏阴谋，曹操则见山是山，确实仅仅只为了立嗣而挑起丕、植之争。
曹操曾如此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儿子们的拙劣固然是件悲哀无法之事，但儿子们太优秀了也会成问题，挑来挑去，最后“乱花渐欲迷人眼”，无从抉择。曹操的儿子们就给曹操出了这么一道难题。
曹昂养母丁夫人因为曹昂之死和曹操感情破裂之后，娼妓出身的卞夫人继为嫡室，其子丕、彰、植、熊遂摇身一变，成为嫡子。在那个崇尚“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春秋之义时代，集嫡、长、贤(平心而论，曹丕在中国历代皇帝中还算得上一个“贤”者)三者于一身的曹丕，似乎命中注定了应当成为继承曹操霸业的不二人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曹操出身寒族，思想开放，在用人任士上勇于打破儒家治术中尚德为先的传统，推崇“唯才是举”。他要寻找的，是那个“诸儿中最可定大事”之人。
曹丕的无奈在于：他有一位思想开放、勇于挑战传统政治理念的父亲的同时，又有一位才华横溢远甚于己的胞弟。这使原本应该属于他的储嗣之位变得岌岌可危。
曹操的立嗣标准，是“诸儿中最可定大事者”。所谓的“大事”，就近事而言，不外乎两件：一是统一宇内；二是篡代汉室。
曹操虽然英雄一世，也自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对于在有生之年消灭孙、刘，统一全国，曹操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强烈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后继者，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自己这一未尽的事业。再者，曹操早年在和自己的反对派们打舆论战的时候，曾面向帝国所有民众，明确申明和保证自己无篡汉自立之意(《让县述志令》)。但曹操也明白，权臣做到他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再全身而退，唯一的出路就是另立新朝，这是关系到自己整个家族和诸多自己的追随者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曹操的公开保证让他无法篡汉自立，但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做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正是对此事赤裸裸的暗示。
就远事而言，曹操眼里的“大事”还应当包括建设一个繁荣鼎盛的新王朝，曹操希望他的继承人具备完成这一重任的能力。故而，他才会如此惋惜明哲仁厚却英年早逝的曹冲，并为之哀痛不已。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和标准，曹操开始了他对曹丕、曹植二人的全面考察。
贰
第一次考察来得很快。在自己未做出决断之前，曹操希望先听听自己的心腹幕僚和臣子们的意见。
“时未立太子，临茁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
这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时的事情。刚刚建国，就第一时间将考察储嗣人选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可见曹操对自己的储嗣问题的迫切之情。这种迫切当然是曹操自己的年龄过高所导致的。迫切之余，曹操也深知历代储嗣之争带来的教训和危害，轻则骨肉相残，兄弟、父子反目，如汉武帝；重则身死国灭，为他人笑，如袁绍父子。所以曹操希望的是在当事人曹丕和曹植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了结此事，故而以“密函”相访于外。
识趣之人接到曹操的“密函”，自然应当对其中的暗示心领神会，同样也用“密函”的形式予以回复。如此既可保证事不外泄，丕、植二人蒙在鼓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储嗣之争了。
曹操所访的，都是自己的心腹智谋之士，理当领会得到曹操以“密函”相访的良苦用心。但是，不识趣者仍有其人，“唯(崔)琰露板答日：‘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露板”者，意谓崔琰的回复毫无遮掩、全不避忌，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曹操讨论储嗣问题。崔琰的这种行为是死读书的汉儒们的一种通病：君子无隐，君子、明人不做暗事。更何况，在崔琰看来，自己支持曹丕的立场完全符合春秋之义中的储嗣“真理”，自然更加没有“隐”的必要了。
崔琰的侄女是曹植的老婆，然而崔琰却依据春秋之义支持曹丕，所以曹操“贵其公亮，喟然叹息”。但是，沉浸在个人道德养成的精神愉悦中的崔琰，显然没有听出曹操那缕隐藏在赞叹声中的若有若无、飘忽不定的愤怒与杀机。
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曹丕最终被册立为魏王世子的前夕，崔琰被曹操下旨赐死。时人不解其意，皆为之冤痛。
曹操有意在丕、植之间择嗣的意向明朗化、公开化之后，为了捍卫自己嫡长子应有的权利，权力欲望极强的曹丕开始行动了。
第一，拉拢朝中重臣。
苟攸和贾诩是曹操极为倚重的谋臣。曹操曾经如此称赞苟攸：“公达(荀攸)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有一次荀攸生病，曹丕前去探视，“独拜床下”，深见尊异。曹丕又刻意结纳贾诩，向他询问“自固之术”。贾诩献计：“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
巴结相国钟繇。“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一如此肉麻地盛赞钟繇的藩辅之功。’”
讨好侍中(秘书)陈群。“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
东曹掾(人事官员)毛玠深得曹操信重，“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
如此之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曹丕这些在重臣中间不遗余力的活动，效果是很明显的。如贾诩以袁绍为例，力劝曹操不要破坏嫡长子制度；桓阶盛赞曹丕“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并表示“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毛玠则密谏曹操：“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这些重臣们的意见在曹操择嗣的天平上的砝码还是很有分量的。
第二，吹曹操的枕边风。
曹操身上最大的毛病莫过于好色。这个毛病带给曹操的教训实在不少，曹昂之死、关羽之逃，都和女人有关。知父莫若子，曹丕很熟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