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刘备故事系列之十

作者:谌旭彬



何主动挑衅之类的动作。作为进攻方的蜀军反而极端致力于固守要害,与出征前气势汹汹相比,这些极度反常的举动自然令人怀疑刘备此役的真实动机。
  夷陵扼守三峡,是进出荆、益的重要关隘,但刘备却始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夺取,而是将大军缩在谷中。夹江立营的防御性阵势更进一步表明此役之初他就已经丧失了斗志。因为峡口窄小,大军出谷扎营于开阔地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背水一战,溃败之后退路艰难,风险很大。大军驻扎在谷中,固然不易取得大的战果,但因谷口狭小易于防守,敌军也无机可乘,安全系数较高。
  陆逊给孙权的奏疏中对刘备此时的心理有精准的判断:“我考察刘备前后率军作战,多败少成,以此推论,他并不值得畏惧。臣最初担忧蜀军水陆俱进,如今他们反而弃船就步,处处结营。我观察刘备如此布置,其实已经意气沮丧,必然没有其他变数。至尊只管高枕无忧。”
  刘备弃船就步,也是这种丧失斗志,志在防御的消极态度的产物。因为蜀军顺流而下固然具备极大的优势,但同样的,万一惨败,逆流而上,退路艰难。
  再如黄权曾经极力建议刘备“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愿为先锋试探敌情。但刘备不从,而让黄权另率偏军屯于江北防范魏军。其中也可看出刘备无意于大规模作战的心态。
  这是一场极其古怪的战役。刘备既气势汹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役,战争开始之后却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处处以防御为先。事实证明了刘备东征的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上述的三个政治层面:1 安慰荆州士大夫们的情绪,2 打破孙权对于自己七寸的把握。3 对外显示威武自强。
  兵犹火也,玩兵如同玩火,容易自焚。刘备此次借军事行动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众所周知,章武二年,他被陆逊火烧连营,打得落花流水,“仅以身免”。
  志不在战无疑是夷陵之战刘备惨败的最主要因素。不过其他一些辅助因素也很值得一提:
  一、蜀军兵力虽多于江东,但部署过于分散,“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使得陆逊能够“随轻重以兵应拒”。蜀军集中于谷中,自然纵深较长,而横截面不宽,正面与江东部队对抗的蜀军并不多,如此一来蜀军数量上的优势就这么轻易失去了。
  二、蜀军“乘高守险”,又处在树木丛生之地,如陆逊所言,“自当疲于木石之间”。树木丛生给火攻提供了机会,而高险之处则正好是火势蔓延的方向所在。
  三、陆逊充分利用了自奉节至夷陵这一沿江路段的狭窄地势。江东部队前沿阵地本在巫县一线,但自章武元年七月与蜀军接战之后,江东军队未曾大败,却屡屡退却,一路退到秭归,最后退到夷陵。至此陆逊不再后撤,因为再往后撤就出了狭窄的三峡甬道,进入了宽阔的江汉平原。而到了这个时候,陆逊的战略意图也已经大致显现了出来:一方面蜀军已经被地势所限,挤压成了一条“一字长蛇阵”;另一方面,蜀军进至夷陵,就进入了魏、蜀、吴三国的交接地带,刘备势必分兵江北,防范曹魏。当日江东诸将曾经埋怨陆逊为何不在巫县一线天险之处将蜀军拒之于国门之外,至此他们才明白陆逊之意不在拒敌,而在歼敌!
  蜀军这次惨败其实是对川中“守川容易,出川也难”的矛盾地理形势的一次完美注解。川中政权历来只有两条出川之路:一条是走东面的水路三峡,一条是翻越北面的秦岭。这两条路径都素有天险之称。若在大盆地之外没有一块合适的出川跳板,川中政权决无任何问鼎中原的机会。苏洵当年对此一语中的:“诸葛亮入了川,又丢了荆州这块出川跳板,也就注定了他最终无所作为,一事无成。”
  蜀军溃败之后,刘备被逼无奈,“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陆逊包围了这个小山丘,四面夹攻。刘备趁夜色突围而出,逃入白帝城。江北黄权部被切断归路,无奈之余率众降魏。
  有关部门请求诛杀黄权等人留在益州的妻儿子女,刘备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此举甚得历代史家感叹,裴松之就说:“和汉武帝诛灭李陵全家比起来,刘备对待黄权的家人可就英明多啦!”
  当时的白帝城中并无多少部队,陆逊却勒兵不前。江东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纷纷上奏孙权,请求追击,一鼓作气生擒刘备。孙权以此询问陆逊,陆逊担忧魏国趁火打劫,决定见好就收。
  事实上,夷陵之战刚刚开始,魏国就已经有所行动,曹仁率步骑数万在东部战线上对濡须口发起了猛攻。但为了不破坏夷陵之战这场鹬蚌相争的好戏,“渔翁”曹丕没有听从谋士刘晔的建议,立即在中部战线即江陵——夏口一线对江东军队发动攻势,而是在这一区域内不断调兵遣将,迷惑掐得正欢的吴、蜀两军,使他们都担心魏军要攻击的目标在于自己。
  为了赢得夷陵之战,孙权曾在战前仓促地向曹魏称藩。陆逊获胜,停止攻势之后,孙权立即翻脸,拒绝将自己的儿子送往魏国做人质,两国交恶,同年魏、吴之间又有了江陵之战。因与曹魏再次交恶,孙权第三次主动向刘备提出和解。这一次刘备没有拒绝。
  
  三、永安托孤
  
  刘备到达永安之后不久,江州(今重庆)都督赵云即率援兵到达,巴西太守阎芝也募集了五千人前来救援。刘备又将犍为太守、辅汉将军李严召来护驾,军势稍稍振作。此时荆州再次风云变幻,曹、孙两家在荆州均布有重兵,刘备不敢就此返回成都,于是在永安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没能再回去。
  章武二年十二月,刘备的身体状况大幅度恶化。对这位一生四处流浪,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危险,而夷陵之战的惨败则是给他的一道催命符。刘备身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动荡不安。同月,汉嘉太守黄元即举兵反叛,虽很快就被镇压,但在蜀汉集团内部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章武三年二月,接到刘备的召唤,诸葛亮匆匆自成都赶往永安宫。三月,刘备病重,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曾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感激涕零,拜于床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又回头对侍立床头的次子鲁王刘永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年幼稚嫩、童蒙未开的刘永(是年不到十岁)被如此庄重肃穆的气氛震慑得有些惶恐,他懵懵懂懂地点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实际上,除了内心的惊慌失措,刘永什么也没有体会到—一甚至包括对父亲即将去世时应有的悲哀之情。
  对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刘备另外留下一道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蜀书·诸葛亮传》)但裴松之从陈寿编纂的(《诸葛亮集》中摘录出来的刘备遗诏中则没有这句话:
  “朕这个病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下痢拉稀而已。后来又杂入了其他病症。才导致无法治愈。人年过五十不算夭折。我如今已经六十有余。此刻去世自己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唯独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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