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刘备故事系列之十

作者:谌旭彬




  一、东征
  
  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曹丕“受禅”称帝,代汉建魏。曹丕此事做得仓促,宣传工作很不到位。金城太守苏则在任上听到的消息居然是汉献帝驾崩了,为此还发了一回国丧。后来知道不是驾崩,而是“禅位”,苏则悔恨不已。有一次,曹丕恨恨地说:“我受禅即位,天下却有人为此哭泣!”此话影射临淄侯曹植,但苏则在边上以为说的是自己,“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若不是御前高级顾问傅巽掐住了他,性格刚毅的苏则篓子就捅大了。
  与此同时,刘备在益州也听到了汉献帝被害的消息,也“发丧制服”,并给苦命的汉献帝议定了谥号:“孝愍皇帝”。
  次年四月,刘备绍继刘氏皇统,即位称帝。改元章武。
  为还活着的汉献帝发丧一事,往往被看作刘备虚伪的铁证。刘备虚伪不假,但发丧之事尚有别说:曹丕称帝过于猴急,连自己下属的一些太守级别的地方大员都没有弄明白事情的真相,远在西蜀的刘备受到流言的误导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通常说来,从皇帝即位所处的时间点上大致可以推断这个新王朝的最终命运。在创业的上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光武帝刘秀,又如明太祖朱元璋;而在创业的下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其即位的目的往往不过是为了在失败之前尝一尝皇位的感觉罢了,无非是“过把瘾就死”,公孙述存着这种心思,吴三桂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例外。
  刘备是在关羽覆败、孟达叛变之后即位称帝的,按说应该和吴三桂归为同类,但他的年号却是“章武”。“章武”者,彰显武力的意思。
  单从这个年号的选择上,就应该知道诸葛亮、赵云等人阻止不了刘备出三峡东伐的决心。
  七月份,刘备力排众议,亲征江东。其实这一行动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主要由荆楚士人支撑,世称“昭烈入川,荆楚人贵”,荆州士人在蜀汉集团内部占据着七成以上的权力比重。
  关羽覆败,荆州易主,这对于荆楚士人而言,打击是很大的。荆州未失之前,这些人在蜀汉集团内部的身份属于“土著”。他们在心理上拥有主人翁的优势;荆州失陷之后,他们和那些来自雍、凉、三辅的客居士大夫们如法正等人一样,成了寄寓士人,客居心理陡然超越了地主之感。蜀汉政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了寄居的螺壳,而自己就是那些没有了归属感的软体动物。
  东征的目的之一在于照顾这些陡然丧失了归属感的荆楚士大夫们的心情,这一点从刘备东征的随员籍贯中就可以看出来,智囊马良、先锋冯习、张南都是荆州人氏。
  二、孙权敢于袭击荆州,斩杀关羽,其实是有依仗的。这种依仗力量主要来自两点:
  1 荆州对于江东集团生死攸关,江东集团必须拿下荆州,获得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才能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自我求生的力量。
  2 孙权看透了刘备集团的致命弱点。“刘”这个国姓固然曾经给名微势弱的刘备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福祸相依,这个国姓也成了刘备最大的弱点。许多年来,刘备一直都打着“拥汉反曹”的旗号活跃在政坛上,拥汉反曹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一颗商标。刘备必须意识到:从他打出这面旗帜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再有退路,他必须把反曹进行到底。
  孙权深知这一点:蜀汉集团必须反曹,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所以在当下的三角关系中,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的外交政策必然会表现出相当大的软弱性。不是他孙权急于和刘备结盟,而是刘备从一开始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和自己结盟。基于这种判断,孙权最初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荆州之争,他派了诸葛瑾去谈判,但没有结果·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孙权决定对刘备动武。动武之后,孙权似乎也料定了三角关系中已经和最强者曹魏集团终生为敌的最弱的蜀汉集团,是没有勇气和自己开战的。
  虽则如此。孙权对于袭杀关羽的后果也并非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他将“都城”(江东集团此时尚未建固)自建业迁至鄂县。将其改名武昌,亲自坐镇于此,正是为了以防万一。陆逊也以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镇守进出三峡的重要据点夷陵,荆州西线防务也已大幅度加强-更有甚者,孙权在袭破关羽之后,对外还表露出一种乘胜追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思,他任命自己的手下爱将周泰遥领汉中太守就是明证,而这也更加刺激了刘备东征的决心。
  直到刘备引军东向的那一刻,孙权仍然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抱有极大的信心,他“遣书请和”。《三国演义》里说孙权愿意退还荆州之地。但史书对此没有记载,纯属虚构。孙权“请和”的用意大概如此:在他的判断中,刘备东征之举纯粹是为了面子问题(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微妙关系降臣麋芳等人大概会向孙权讲述——他们被安插在荆州正是刘备制约关羽的手段之一——所以孙权大约也知道,刘备此举其志不在为关羽报仇),只要自己给个台阶,刘备大概会顺溜下滑,吞下这个哑巴亏。
  但刘备没有顺竿下溜,而是“盏怒不许”。
  对于自己的七寸,刘备知道得要比孙权更深刻。同样,刘备也极为清楚,从袭击荆州到此刻的送书求和,孙权一直是掐着自己“必须反曹、不能绝吴”这一七寸在行事。被人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一种比被人直接击败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耻辱。这种耻辱对于刘备则更甚:因为他是一个寄居在别人屋檐底下忍气吞声多年的人,在功成业就之后再受到这种耻辱,自然在心理上更加难以忍受。这也就无怪乎刘备会极端愤怒地拒绝“讲和”了。
  三、魏国内部曾经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东征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不会,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唯独刘晔说:“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魏书·刘晔传》)三足之中,蜀汉最弱,刘备此举,实则有耀武自强之嫌。这当中还牵涉到刘备的性格。刘备虽然能屈能伸,但报复心很强,他不是那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主儿。孙权袭取荆州,又抓住了自己的七寸,刘备自然是要报复的。“章武”年号的选择其实正是刘备对外发布的“威武自强”的信号。
  
  二、夷陵之战
  
  虽则此役政治气息浓厚,但我们却很难判断刘备东征的具体军事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刘备出于政治目的发动这场战役之后,在军事上究竟希望取得一个怎样的结果。这一点,恐怕刘备自己心里也没有谱。
  从刘备前期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的种种迹象来看,他似乎并无与江东军队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先让马良等人进入武陵郡,联络那里的蛮夷部落,让他们从南面骚扰江东军,自己却“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并不出击。他一开始还曾让小舅子吴班率领数千人在峡口开阔地带扎下大营,试图诱敌深入。计谋被陆逊识破后,两军前后相持了七八个月,刘备也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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