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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此情当时已惘然
作者：丁启阵
由于李商隐身处牛、李两党矛盾的夹缝，仕途坎坷蹭蹬，生活也一直清贫艰难。但是，十多年来，他们夫妻二人恩爱如初，这从他与妻子分居两地时的思念中看得最分明。李商隐写过不少寄内诗(所谓寄内诗，是指诗人在外地时写给自己妻子的诗)，其中有些是作为书信寄给妻子的。在这些诗中，有美丽妻子的身影，有诗人的深情思念，有对妻子的关心，也有对夫妻重逢的憧憬。如：“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钗芙蓉小，钗蓉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句，中心最不平。”(《无题》)这首诗应该写于新婚不久，李商隐应博学鸿辞科不中，妻子为其感到不平，寄书信安慰他，这是他的回信。
李商隐最脍炙人口的寄内诗当推《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一首诗“语浅情浓”，既朗朗上口，又抒情尽致，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生前恩爱必然会有死后的深情忆念。李商隐27岁跟王茂元的小女儿结婚，40岁时(也有说是38岁时)王氏去世。妻子去世后，李商隐虽然没有留下直接以《悼亡》为题的诗歌作品，但是，不少诗都含有悼亡追忆的内容。他写下的悼亡诗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此外还有《房中曲》一诗：“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少。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从此诗中可知，李商隐妻子不但模样美丽，而且通音律，善于鼓瑟。“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一句，更是表达出物在人亡，睹物思人的哀伤之情。可见，妻子去世后，李商隐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常常沉湎于忧伤之中。
才与命
李商隐著名的《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中他把自己比作汉代的贾谊，文才上二者或许相当，但命运上他还不及贾谊。因为汉孝文帝至少是很欣赏、看重贾谊的，而他则毕生都沉寂下僚，没有接近过最高统治者。
生前，友人为他鸣不平：“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喻凫《赠李商隐诗》)；死后，友人为他惋惜：“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诗》)。有人这样归纳李商隐的人生遭际：“厄塞当涂(途)，沉沦记室。”所谓“记室”，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
因为仕途的不顺，生活不免潦倒寂寞，乃至于饥寒交迫。李商隐在给自己文集所作的序文里，回忆十年的京城生活是：“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樊南甲集》序)可见，他的才华是有人赏识的，他的遭遇也是有人了解并同情的。但怀才不遇、生活的艰难，都使李商隐感到寂寞和悲哀。他曾多次在给他人的书启诗歌里表达了这种心情。如《上韦合人状》中说：“无田可耕，有累未遣；席门昼永，或旷日方餐；蓬户夜寒，则通宵罢寐；怀书窃愧，拂砚增悲。”在《谢邓州周合人启》中这样说：“文华锦茵，终成虚饰；杯杓匕箸，谁与为欢；孤独扁舟，寒更永夜。”这些书启呈诗，难免有哭穷求汲的用意，对于生活穷困的描写或许有些夸张，但与真实情况不会有太大出入。至于心情的悲苦，那一定是真实的写照。
而中年丧妻更是给李商隐的灰暗人生又添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李商隐《上河东启》)。不消说，多愁多病的李商隐，其人生的最后几年常常是沉浸在对亡妻的怀念之中。
那么。造成李商隐人生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人归因于李商隐的为人。《旧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诡激”，因而“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壤终身”；《新唐书·文艺传》说因为他“诡薄无行”而遭到牛、李两党的共同排斥，早年一起长大的朋友令狐绚因为他“忘家恩，放利偷合”，在做了宰相之后也没有向他施以援手。十分喜爱李商隐诗文、倾心尽力为其诗文集作笺注的清人冯浩也认为李商隐不能摆脱“无行”的指责：“……统观全集，其无行诚不能解免。当得第而未仕，则遽背恩而赴泾原；茂元卒，又欲修好于令狐；令狐出刺吴兴，又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惮牵牛驴’之句；桂府遽罢，卫公迭贬，令狐八居禁近，则又哀词祈请，如痴如醉。”(《李商隐年谱》)
所有这些，对李商隐的为人都是持否定态度。
当然，也有人对李商隐的为人给予肯定乃至高度的评价。例如现代有研究者认为：“义山少负奇才大志，于此等党派(指牛、李党)，应所轻视，惟爱结交同时之进步人士，牛、李两党皆有之，如萧澣、杨虞卿，皆为牛党。义山挽诗，一往情深，集中李卫公一绝，对于德裕尤显然有不满意，文集致令狐绚一书，亦甚兀傲，无猥琐干求之态。可见义山并不注意于党派。”(谢无量《谈李义山》)
归根结底，对李商隐为人的争议基本上都围绕着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了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之后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属于“牛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绚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但王茂元与李德裕素来交好，一直被视为“李党”成员。
因为这桩婚姻，李商隐被“牛党”视为叛徒，而“李党”中人又因他曾为“牛党”之人而鄙其为人，这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仕途无法顺利。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没有机会晋升，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交往之人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显然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只能是一厢情愿。
而对李商隐为人争议的分歧在于对李商隐心态的把握：他究竟是蔑视党争呢?还是“放利偷合”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李商隐整个人的志向理想、道德操守的评价。我的理解是，李商隐既没有那么崇高，也没有那么卑贱。这中间既有利益的考虑，也有感情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