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在拖垮了北宋财政的诸因素中。禁军开支当仁不让居于首位。
宝元年间，大臣贾昌朝奏章中的一番话触目惊心：“我曾经治理过京畿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3000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赋税，也仅仅勉强能够供给他们，他们的郊祀庆赏之钱，则仍需国家从内府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却勉强能够充当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了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了三分之一。国家府库里，已经没有多少储蓄。天下无事已久，国家财富却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百姓之中，一旦有水旱、军戎之事，国家计将安出?”
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统计，天下有纳税户1246.2531万户。按照贾昌朝提供的数据比例，禁军0.3万：纳税户1万，可以粗略核算一下仁宗朝的军费开支。以禁军数125.9万计算，供养这支部队大约需要420万纳税户，占去了天下纳税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果再算上地方的厢军以及禁军频繁“更戍”的调动经费，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当在一半左右；若开启战事，这一比例就不可想象了。如果再考虑到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每一纳税户的赋税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我们上面得到的数据就还要往上提升。
贾昌朝的奏章所述没有丝毫夸张之辞。宋代禁军、厢军每年每卒平均饷银约在50贯以上。如此，仁宗年间120余万禁军每年的饷银开支则在6000万贯以上，而仁宗皇佑元年的收入却只有12000余万贯，军饷开支已占国库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粮草、兵器、营房、调动等其他常规性支出却还不在其内，真可谓是穷天下之力以养兵!但伴随着如此巨额的军费开支的，却又是极端懦弱的国防力量，既非契丹之敌，连小小的党项也得用岁币贿赂才能求取边疆平安。
形势江河日下。皇佑元年(1049年)，朝廷“所出无余”，收支平衡，国库一分钱没剩下。《皇佑会计录》中载，“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似乎已有赤字出现。
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收支核算后首次对外公布了赤字：收入11613.845万贯，支出12034.3174万贯，非常规支出1152.1278万贯。赤字1500余万贯。
两年后，宋神宗赵顼接过了这个烂摊子。
在满朝士大夫们优哉游哉、此起彼伏的“治隆唐宋”的歌功颂德背后，大宋朝已经成为一棵巨大的空心木，外强中干，稍经风雨即有可能轰然倒下。
3、士大夫和匪徒们的乐园
帝国的糜烂还远远不止于此。
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士大夫们狂欢的舞台。
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三年，曾经秘密刻了一方石碑，安放在太庙一间隐秘的夹室里，谓之“誓碑”。并留下遗诏，要求每一任新即位的天子拜谒完太庙之后，必须在一个不识字韵小太监的陪同下，进入夹室之中，诵读碑文中的誓词并遵照执行。碑上誓文有三行：第一行是柴氏子孙的优待问题，第二行镌刻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行则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虽然这方石碑的内容在北宋一朝从未对外公开过，但士大夫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了皇帝对于他们的宽容和关怀。这在宋朝灭亡许多年后还被后世文人们津津乐道，无限缅怀，但这一切并不能表示皇帝对士大夫们相当放心。
事实上，皇帝只不过把对武将们的提防公之于众，而对士大夫们的猜忌烂在心里而已。皇帝深知文人素喜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一旦养成规模，即成党争。为了强化文臣之间的互相牵制，皇帝对监察系统进行了改组，中央政府开始同时存在两个平行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二者不但级别一样，职责也完全相同，以便于其中一个受到权臣操控的时候，另一个照样能够发挥功能。其实，这两个监察机构存在已久，只不过之前的谏院受宰相领导，专职负责纠弹皇帝的过失，而：现在谏院由抑制皇权的制度性机构转而成为皇帝削弱、压制朝臣权力的一柄利器。
对于这次改组，士大夫们最初并不在意，因为谏官们虽改由皇帝任免，但他们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皇帝的过失，一切都似乎和从前并无两样，这种麻木不仁只维持到神宗“熙丰新政”的前一刻，之后他们唯有后悔不迭。
士大夫们在北宋日子过得滋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可以言责甚轻地议论朝政。唐代官员如果弹劾检举不实，有可能获罪处死，但北宋士大夫则绝无这种风险。他们受到的最重处分不过由京官贬为地方官而已，而监察系统的官员更可以风闻奏事，言责全无。
故此，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吵闹的一个王朝。朝臣们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堂上、奏章中斗得鸡飞狗跳，皇帝则坐在龙椅之上，像看杂耍一样欣赏着朝臣们零落杂碎的狂吠厮咬。
当然，士大夫们也有不太滋润的地方，主要是俸禄太低。宋初一位知县可怜的10贯月俸当中，三分之二要支付茶、盐、酒等物品。真宗景德年间曾涨过一次工资：京畿地区消费水平高，那里的知县每月可领取现钱20贯，大米、麦子各7斛，其他地区的知县，每月工资则仍在20贯以下。王安石以自己家族人口众多，进京后仅凭一人的工资无法生活为由推辞入朝为官，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们工资过低的实情。
像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名士自可凭借诗文脱贫，如大文豪欧阳修给人撰写一篇墓志的收入就有稿费“帛五千端”，用了好几辆大车运送，折合市价，至少在5000贯钱以上。但对挣扎在底层，文名不盛的小官僚们而言，微薄的工资既不足以让他们维持体面的生存，同时又别无其他生财之道，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只剩下贪污盘剥一途。
这些官员们手中有权，尚可通过间接手段“合理”搜刮百姓脂膏，王朝体制内较士大夫多出几倍、几十倍的品级外胥吏们的日子则要难过得多。他们无法通过“合理”征敛解决问题，所以只能诉诸暴力手段直接剥削百姓。《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摔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
包拯为官公正清明，手下胥吏自然无法在公事上弄奸以盘剥百姓。这位胥吏无奈只得代替别人挨板子来挣些“灰色收入”，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皇帝和他的智囊们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使士大夫们不至于一旦失官即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们制定了一项特别的“停职留薪”制度。王安石1058年呈交给宋仁宗的《变法万言书》中，曾经重点提到改革社会风俗、增加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