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王朝末路
1、特长不在冲锋陷阵的禁军
宋神宗赵顼，被视为整个北宋史上仅次于全能艺术家、超级玩主宋徽宗的第二昏君。《宋史·神宗本纪》对他评价道：“(对于变法之弊)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话虽然说得委婉，但在宋儒们看来，和王安石一样，赵顼也必须为北宋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究其原因，则是他们君臣二人合作篡改了祖宗们传下来的如万金油般包治百病的万世良法。
可惜的是，万金油虽好，却只能搽搽蚊虫叮咬、花粉过敏之类所引发的小包、小泡，一旦碰上危及生命的重症，则往往手足无措。
自赵匡胤开国，至赵顼即位，宋王朝已经走过了108个年头。这一百多年里，宋王朝国势每况愈下，朝廷无可用之兵，财政也濒临崩溃。
和历史上其他王朝抛物线般的兴衰规律有所不同，宋朝的兴衰则是一条标准的加速递减曲线。它没有任何上升期，从一开始就滑行向下，而且越往后下滑得越快，直奔覆灭的最终结局。追根溯源，自然都是祖制结出的苦果。
先说禁军。
北宋禁军规模之大，令人咂舌。宋太祖初设禁军，已有37.8万余人。因为实施募兵制，即终身职业兵制度，士兵衰老之后国家继续供养的同时又得另外征召青壮年入伍补充战斗力缺额，所以，这37.8万其实只是宋代禁军的基数。至仁宗朝，禁军数量已经高达125.9万之多(尚不包括少量地方工程部队厢军)，但能够用来作战的青壮年则不到三分之一。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据欧阳修所言，则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即可用战斗力不过十分之一。
宋太祖为禁军士卒定下的饷银相当丰厚，以求其为己卖命。宋初，一名知县每月工资不到10贯，而一名禁军的年工资则多在50贯以上。因为禁军用“更戍法”分守边疆，没有战事，部队也经常地方甲→京师→地方乙如此般跑来跑去，每次调动都得往外扔不少白花花的银子，所以宋代虽然承平日久，但军费开支实际上无时无刻都保持着战时的高消耗状态，禁军自然成了北宋王朝的不可承受之重。
仁宗朝时西夏兴起，边境多事，禁军西行。但这些腰包多金的禁军老爷们在汴梁的纸醉金迷、平常巷陌里面浸淫日久，两腿发软，已经完全上不了战场。对此《宋史》说得倒是委婉：“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摧锋陷阵”居然不是一支部队的特长所在，宋仁宗无奈，只得另募新兵。
然而新募之兵的素质却更加令人咂舌。宝元年间，招募新兵20营，号为神捷兵，后易名为万胜军，’以抵御党项。市井游手好闲之徒贪图禁卒丰厚的饷银。纷纷入伍，结果非但不能“神捷”，“万胜”，连站岗放哨也力所难及，徒耗费军饷和粮草。这支战斗力奇差的部队很快就“痿”名远扬，在党项、契丹军中传为笑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名将狄青倒是充分发挥自己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智慧，曾利用这支“豆腐渣”部队取得过一次大捷。具体情形如下：
万胜军在西北战场每战必败，名气很大。一日，狄青忽然取出军中所有万胜军旗帜付与麾下精锐部队虎翼军，令其出战。和以前一样，党项军望见万胜军旗帜犹如饿虎见了肥羊，两眼放光，全军冲了上来。短兵相接之后，党项军发现形势不对，大呼上当，结果被虎翼军尽数歼灭。
兵油子们打仗脓包，内讧却颇为卖力。宋夏议和之后，仁宗深感兵员冗繁，耗费巨大，想要裁军，兵油子们闹翻了天，结果一百多万禁军，走走形式，只裁掉了几万人。嘉祜七年(1062年)，曾掌军多年的宰相韩琦在预办军费时，上奏再次请求裁军，直指当时形势之危：“今二边虽号通好，一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预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仅西北屯守之军，即已耗尽天下财力；国库朝入夕出，全无余储，已禁不起任何水旱灾害。而此时仁宗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韩琦的建议自然石沉大海。
仁宗一朝虽然屡次裁军，但总体上效果不大。数据统计，英宗治平年间的禁军仍有116.2万余人。
至于宋太祖给禁军士卒定下的高额军饷，宋仁宗更是万万不敢废除或修改，他对提此建议的大臣战战兢兢地说：“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
2、制度性财政赤字
和禁军的蜕化一样，北宋国家财政也是这样÷个过程，一开始就从制度上埋下了崩溃的隐患。
北宋中前期无地方财政一说。国家赋税财富全部集于中央，地方政府则一贫如洗。地方没有财政收入，自然无法如唐代藩镇那般蓄养大批武装力量对抗中央，这是宋太祖极为得意的“釜底抽薪”之计。因此，北宋财政崩溃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库储蓄日渐露底直到出现赤字的过程。
太祖、太宗时期，国家财政相当充裕。也正因为有钱，所以皇帝一时兴起，还会赏赐禁卒们娶老婆的钱。但这种宽裕并非新朝先进制度的成果，而是基于以下三个特殊因素：
其一，太祖、太宗两朝消灭了吴越、后蜀、南唐、楚、南平、南汉等割据势力，这些国家几十年来蓄藏甚丰，宋朝开国后的前40年主要就是靠着这几个国家的余储过日子，以战养战、以战养兵、以战养国。至真宗朝这些余储花光之后，财政危机随之来临。
其二，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个人生活上都相当节俭。宋太祖布衣苇帘，后宫不过数百人而已，但到了景德年间，宋真宗一次郊祀就花去700余万贯，一次泰山封禅也花去800余万贯，连祭祀汾河、修订宝册这样的小事也要消耗掉20余万贯，三项合计1520余万贯，是全部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其三，太祖、太宗时期国家养兵数目尚未如后世之多，官员数量也少，开支相对较少。然而北宋官员实行“停职留薪”制度，官员们赋了闲，工资却照样按月领取。如此一来，北宋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准官员”数量与日俱增。
真宗天禧年间，国家进行收支核算，其结果令人惊讶：天下总收入为15085.01万贯，总支出则是12675.52万贯。国库更是朝入夕出，成了过水之胃，没有隔夜余粮了。
父皇的大肆挥霍带给仁宗皇帝的是极端拮据。仁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仅取消了乾元节、长宁节的宫中赏赐之例，自己的宝册用物也由纯金改为镀金，宫殿遭灾也不再整修……但是，显而易见，任何非制度性的措施，都不可能弥补国库的制度性亏空。国家虽简政不止，但禁军和公务员在册数量却从未减少。皇帝也曾触动过这些制度性问题，支持范仲淹改革流弊已深的“荫子”制度，但结果并不成功。“荫子”制度本是朝廷对士大夫们的二种优待政策，但这一制度延续到仁宗朝已经变得相当荒唐，有些官员尚未结婚，儿子却已在政府中挂职领取俸禄，襁褓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或县长。范仲淹只不过想将这一流弊稍加约束，要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