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们的俸禄,“精神养廉”、“高薪养廉”双管齐下的革新方针。但在仁宗皇帝看来,王安石的提议不合时宜,因为国库中已经没有银子了。王安石这项提议被忽略,对日后的“熙丰变法”的重大消极影响,是包括宋神宗在内的很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整个“熙丰变法”的走向。
同样,北宋王朝广阔的疆域也是重要的不安定因素。
出于教训,自太祖皇帝赵匡胤始,“强干弱枝”被定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北宋地方政府一没有兵,二没有钱,三没有粮,自然再无法割据一方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但地方的防御力量也显著弱化,一旦出,现稍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或外敌入侵,地方政府毫无还手之力。《宋史·张叔夜传》中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梁山好汉们如此无敌,其实并非因为他们骁勇善战,而在于北宋的地方军事力量太过薄弱。如果没、有碰上集团性质的中央军,这些流亡武装力量行走在北宋广袤的大地上,实在如入无人之境,“胜似闲庭信步”。
1125年冬,金国的铁骑自北而南,穿越整个华北大平原,沿途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地方武装力量的抵抗。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已饮马黄河,兵临汴梁城下。
第三章 飞龙在天
1、青春的躁动
和宋朝的其他皇帝颇为不同的是,宋神宗意志刚强、好立功业。其根源在于,相比于意志懦弱、乐于守成的真宗、仁宗父子而言,神宗赵顼有着迥异的出身。
赵顼20岁继承皇位前,真正接受传统宫廷教育的时间不到4年。16岁之前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赵项所受到的教育相对于深宫里长大的真宗、仁宗而言,有着吏大的开放性和更广的涉及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张嘴道德、闭嘴仁义的儒学奥义。同样,这16年还是他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相对于幽暗阴郁的宫廷生活可能导致的压抑性格,赵顼身上充满了阳光和朝气,相对于周旋于妇人之手可能导致的优柔寡断,他性格坚定决绝、极富主见。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顼即位。他一上台就向三朝宰辅、“庆历新政”的著名干将富弼询问治国之道,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意图。老成世故的富弼知道新皇帝建功立业之心旺盛,对新帝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青春躁动深感不安,他委婉地规劝皇帝处事要慎重,不可轻易对外明示变革之心。如皇帝向他了解边境之事,富弼说;“陛下刚刚上任,应当先布德行惠,老臣愿陛下20年不要言及兵革之事。”如此一番话给兴致勃勃、雄心万丈的皇帝结结实实地浇了一盆冷水。皇帝知道,昔日“革新派”干将富弼尚且如此,其他朝廷重臣更不待言。
但当时也曾有人上书要求变革,日后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位。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专论北宋政府衙门里的劳役征发弊端的折子,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神宗马上将整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任务交给司马光负责。几天后,司马光的报告上来了。
报告里说:“国家没钱花,在于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繁多;官职冗散泛滥,军旅多商不精。须陛下与两府三司的大臣们一起开会磋商,共同研究救弊策略,长期实施应用,才可能呈现效果,非臣一朝一夕所能解决。”
读完这堆大而空泛、没有任何实质性建议的废话后,本来兴致勃勃的皇帝极为失望。元丰年间,神宗曾经当着朝廷重臣们的面评价司马光说:“司马光只是待做严子陵,他哪里肯做事!”(《师友杂志》)足见他对司马光当日之举耿耿于怀。
富弼的不合作和司马光的无能令赵顼想起了赋闲在家的主安石。
王安石的名气,赵顼尚在藩邸的时候就已经如雷贯耳,这有赖于其师友兼秘书韩维的推举。韩维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的革新思想最初就是通过他间接介绍给赵顼的。赵顼深以韩维之言为是,但韩维告诉他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久闻其名,赵顼于是很想见其人。
2、王安石二度入朝
王安石本来对神宗也没抱太大希望。神宗刚刚即位召他入朝的时候,他曾极力推辞过。神宗对此很是不满,曾就此询问宰辅:“王安石在先帝(宋英宗)朝的时候,屡屡推辞朝廷征召,颇为不恭。如今朕召他又不来,他是真的身体有病呢,还是要挟朝廷沽名钓誉?”
至于真实原因,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判断较为接近事实真相:忌惮韩琦。王安石早年在韩琦手下做判官时,文学才华虽受到赏识,治世能力却屡遭轻视。他的革新思想曾被韩琦耻笑为“迂阔”。仁宗朝晚期王安石入朝,屡屡上书言政,又被做了宰相的韩琦多方压制。神宗征召王安石的时候,韩琦仍在朝中为相,而且权势较仁宗朝更甚。因此,王安石自然怀疑神宗征召自己入朝的目的不过是点缀庙堂而已。
王安石最后终于应召入朝得力于副宰相曾公亮的死拉硬拽。对曾公亮此举,司马光的理解是:“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即目的在于借王安石之手挤掉韩琦。
司马光的说法是有迹可寻的。治平四年九月,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翰林学士(政事顾问),并兼职侍讲。仅3天之后,韩琦就被外放,同时被罢官的还有力阻王安石入朝的另一名副宰相吴奎。
然而,韩琦、吴奎的外放并不能让接到神宗征召书的王安石立即动身北上,前往京师。王安石保持着一个久历世事的中年人的成熟冷静,对年轻皇帝火一般的热情和躁动仍持狐疑和观望态度。
神宗为了请出王安石,也算得上煞费心机。他曾忧心忡忡地询问韩维,王安石是否会应召入京,韩维说:“王安石素有经世济民之志,绝非甘于终老山林之人。陛下以礼相召,安得不来?”神宗让韩维先给王安石写封信,提前把自己的革新之意透漏给他,如果王安石有意,自己再公开出面征召。韩维说:“王安石素来坚持凭借自己的才学仕宦进退,陛下先使人以私信传意,他岂肯前来?不过他儿子王勇现住京师,常来我家串门,臣可以将陛下的意思和他说说,他必能传达给王安石。”
经好友韩维、儿子王勇的牵线搭桥以及曾公亮别有用心的强势举荐,在迟疑了7个月后,1068年四月,王安石终于告别长达6年之久的稳居生涯,离开金陵来到汴梁。
王安石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天绝非荣耀日,而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失身日”。
皇帝很慎重,尽管此时韩琦已被罢免,但他没有忘记韩琦说过的那句话:“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皇帝很清楚王安石在朝中不受欢迎,但他相信自己可以制造一些让王安石表现的机会,最终成功地将他推销给帝国整个上层统治阶层。
然而即便如此,皇帝此举还是引起了一些元老重臣的不满。副宰相唐介曾极力反对王安石入朝,为此神宗还当面严厉地质问他:“王安石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王安石入朝之后,一次中书省有事不能决断,神宗就让他们去征求王安石的意见。当然也是给王安石表现的机会。唐介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