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记忆：一个村庄的病与痛
作者：郭远辉
郭远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于江西万安。做过电台DJ、电视主播和新闻记者。2000年开始散文创作，有作品在《散文》、《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发表。现在万安县委宣传部工作。
一
“只有千年的村庄，没有百年的人生”。从先祖开基到人兴土沃，从孤男寡女到子嗣成群，一个村庄的存续需要多少代人付出生与死的代价?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在若干年以前被称作中舍大队的第三生产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叫院下，一部分叫下坑，从远处看有点类似于八封图中的黑白两边。先祖选择到这里开基，是否缘于他们对《易经》的尊崇和对风水的仰仗?一个小小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也要以两个名字来分属，其中一个还带有不祥之意，这使我以后在每次填写籍贯的时候更愿意用第三生产队或第三小组这样没有任何人文色彩的数字来代替。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对这位给村子取名的先祖怀有怨气和不敬之情，可设身一想，数百年前，当一群面如菜色的异乡之客来到这块无名之地披荆斩棘、开基拓疆之时，我想象不到他们有多少雅兴用来给这个陌生的尚未成形的村庄取一个多么动听的名字。词汇不仅用于表意，还用来区分，“院下”和“下坑”两个词汇在使用上更侧重于后者。我的居住经历与这两部分都有血浓于水的关联。我出生在院下，长到六岁，后来移居到下坑，从童年过度到少年，然后考学，离开。记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最初的记忆是从三岁以后开始的。三岁以前的物事只能从父母或旁人的记忆中拓印，或是从子女三岁前的生活中搜索。对于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来说，六年属于院下。将近十年属于下坑。一个村庄总是试图用她粗砺的手掌来遮挡探求者的双眼。然而当我身处异乡，我才发现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在挑拨着我诡异的神经，比如一场疾病的降临、一次横祸的侵袭、一片荒芜的墓地、一场惊悚的电影，比如一个人的死去、一个人的疯掉、一个人突然间失踪、一个人吞下了一瓶安眠药……这些都在恍惚的冥想和回忆中如潮水般席卷了，我对故乡原本单纯而安详的体认。一座在岁月的风烟中逐渐坍弛的村庄又慢慢从记忆的底部泛起，像鱼吐出的泡，昭示着水底的存在。
二
院下长期以来只有纯一色的郭姓。就像一只令人垂涎的纯毛母牛，既可以耕地，又可以产子。通常，一个村庄原始的富庶往往来自于土地的肥沃。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陆续有湖南人和浙江人从远方转徙于此，散居在村子每一个容身之处。最后，湖南人永久地留了下来，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种秋收；浙江人半途而归，不过那个时候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已经在院下获取了不菲的经济利益。他们用极低的本钱买下了村子里被风刮倒的古樟，然后建起了一座座樟脑油提炼作坊。日夜生火炼油，雾气从一个巨大的木甑里袅袅升腾，清凉的油香让整个村庄都浮在半空。渗进我们的每一寸肌肤，一闻到它体温就仿佛下降了五度。是这些外乡人把原始的工业经济带到了这个村庄，可是他们很快就走了，撤走了所有的设备，只留一个乌黑的空口灶台和一堆堆溢着樟脑清香的木渣，一棵丰腴的樟树被肢解得像一堆被吸干了甜汁的蔗渣。我不知道，若干年后，我的大堂兄弃艺从商，成为一家以小麦为原料的啤酒厂的老板是否与这个浙江游商提炼樟脑油时所产生的香气有关?樟树和小麦代表着两个地域的相异气质，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一个含情脉脉，一个风度翩翩，它们的体内永远有一种向上生长的香，这是氤氲的地气在某些植物体内循环往复后的郁结和释放，就像我们的血液，伤口是它们获取自由的唯一通道。樟树和小麦，哪个更具有工业文明的表征?在院下，没有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二百八十八亩土地，九十六口池塘，五百一十五亩山林是先人留给子孙最可宝贵的遗产。
下坑以梁姓为主，还有一些没有子嗣的族人过继来的外姓，比如罗姓和陈姓。小时候，每次从院下来到下坑。心中都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因为我的母亲姓梁，而下坑的梁姓又是从它的邻村、我母亲的娘家村迁移过来的。我会根据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辈分或是年龄。彬彬有礼地尊称他们。然而有一个人，却有双重身份，在他尚未结婚之前，我叫他舅舅，在他结婚之后，我又改称他为姑父，因为我的大姑姑五岁开始就来到了他们家做小媳妇，直到嫁给上了初中又当了兵的姑父。尽管当时年少的姑姑是多么地不愿意来到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寒酸之家，但见过世面的祖父同执地相信他的慧眼，他无数次把当“逃兵”的姑姑遣送回去，甚至和祖母一起央求她：“梅香，你就去吧，水生(姑父的小名)靠得住，错不了。”若干年后，我的姑父从福建前线退役，然后成了一名刑侦警察，白色和蓝色(那时警服的颜色)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警服的正色。他每到农忙都会帮姑姑插秧收稻，而他每次从县城带回来的除了一个个悬疑迭出的刑侦故事，还有一把玄黑的五四手枪，用红布包了装在牛皮枪套里，枪套上五颗子弹像一列并排卧射的狙击手。他时而把子弹卸掉，让我们远远地看，我试图对着枪口探望，那是个无底的黑洞，仿佛村子中央那口百年深井，把光线当作子弹射出了井口。对警察的尊崇或许就是缘于姑父和他的手枪。后来，我父亲郑重地告诉我，我的姑父不仅是姑父，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母亲在生我时难产，在乡卫生院两天两夜不见落地。晚上十一点多钟，医生发了危险通知书，必须转往县医院，而晚上十一点多钟，到哪里去找渡赣江的船?父亲急得差点背起母亲就趟水过河。姑父假公济私以紧急过江办案的名义弄了一条渔船接我们过江。医生说，如果再晚半小时，大人和小孩的性命都将不保。现在想来，姑父是不是当年我的祖父有意安插在我们中间救赎危难的密探?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起我的姑父，除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把一名警察和一把手枪看成了一个村庄抵御晦暗和恐惧的神符。
三
在我们的村庄里，满月、建房、娶妻、生儿、做寿、造坟、发丧成了每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七件大事，一半是为了生，一半是为了死。在这条人生之链上，无论断了哪一环，都显得不那么完满。死亡是最后一环，对一个村庄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喜事，它以一种隆重的仪式把悲怆抬起又把阴翳放大。而在城市，在这些灵魂密集的地方，死亡反而被放得更低，常常是不知不觉中，我们身边的人就少了一个，又少了一个，从此再无人问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个渐入老境的游子最向往的归属还是炊烟袅袅的村庄(古时在京城国都为官的鸿儒巨擘。也往往把穷乡僻壤视为人生最佳的终极归宿，他们把“叶落归根”，作为最后一篇诗文的题目)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故乡一样重视一个人的死亡。而死亡在一个村庄里最明显的视觉表征就是坟墓。冥顽的孩童们往往把死亡看成了一种游戏，他们把村前屋后的坟墓当成“猫捉老鼠”的场所，我们从来没想过，在离我们咫尺之遥的地方就安放着某一个先人的躯体。我们甚至摇头晃脑有一字没一字地念着墓碑上那些漫漶难辨的文字，俨然好玩。我至今仍然记